1917年，聶榮臻考入江津中學，上的第一堂實驗課，就是水在經電解後實現氫氧分離而能燃燒的現象，這簡直使他為之入迷。
中國曆來有句諺語，叫做“水火不相容”。
而今，經過科學這股巨大的力量，居然能使水燃燒起來。
這對青年聶榮臻來說，真是聞所未聞。
以後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他思慮著中華民族的命運。
舊中國民不聊生，餓殍遍地，國力衰頹，備遭列強欺凌。
比照日本和西方社會的發展，聶榮臻悟出了一條道理：欲改造封建落後的中國，走上富國強兵之路，只能依靠科學和實業。
因此，他毅然到法國勤工儉學，主要的目的是到歐洲學習科學技術，以搬回拯救祖國的法寶。
然而留法勤工儉學的經歷，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列主義的傳播，鬥爭的實踐，使聶榮臻認識到：中國只有經過社會革命，驅逐外國侵略勢力、打倒軍閥、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才能建設現代經濟，發展祖國的科學和文化，建立現代國防，從而使祖國擺脫被某些洋人恥笑為是所謂的“東亞病夫”的窘境。
第一節決心把後半生獻給祖國的科技事業（2）
1925年9月，聶榮臻從蘇聯回國。
二十多年來，他在槍林彈雨中為之奮鬥，迎來了一個新中國。
可以說，只有到了今天，他才有可能把過去科技興國的理想轉化為現實。
接受了主管科技工作的任務，聶榮臻說：我“決心在後半生把心血獻給新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
當時中央已經決定，中國要研製“兩彈”（即原子彈、導彈，下同）。
所以，如何在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研製出“兩彈”，是擺在聶榮臻面前的更大的困難。
他決心獻身科技事業，其中也包含著為“兩彈”事業獻身的決心。
主管科技工作後，為了摸清“家底”，他著人提供一些科技工作方面的基本情況。
聶榮臻從中得知，解放初期，中國只有兩個核科研機構，一是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實驗室，一是北平研究院的鐳學研究所。
裝置少得可憐，科研人員無法開展正常的研究工作。
全國的科學研究機構總共也只有40個左右，其中還有一些是搞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人員總共只有六百五十多人。
按當時的人口平均計算，每1125萬人才有一個研究機構，每70萬人中，才有一個科研人員。
到1956年，雖說科研機構已經發展到三百八十多個，研究人員也已經有了九千多人。
但顯然，依靠這些力量，要開展“兩彈”的研究和其他屬於獨創性、突破性的科研工作，是大大不夠的。
結合1955年自己的親身經歷，他感受到了中國科技落後的實際狀況。
這年春天，聶榮臻來到祖國大西南的重慶、昆明、成都地區。
這裡在國民黨時期被稱做是軍工基地。
聶榮臻在視察了8個軍工廠以後，感到失望。
這些工廠機器裝置普遍陳舊落後。
像昆明的光學儀器廠，只能生產低倍率的望遠鏡，連高效能的瞄準鏡也生產不了。
重慶的槍炮廠，大多建在窯洞裡。
槍廠只能生產效能落後的步槍，不能生產衝鋒槍。
炮廠只能生產小口徑炮，效能也比較落後。
有些軍工廠實際上只是軍械維修廠。
另外有的廠管理落後，原材料浪費驚人。
從事軍工研究設計的專業機構一個也沒有。
面對這樣的困境，聶榮臻的決心是知難而上。
他說他當時的心情是：“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中國人經過幾十年奮鬥，打出了一個新中國，再經過幾十年的建設，一定能夠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強國。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深信，只要我們緊緊依靠黨的領導，依靠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艱苦奮鬥，一定能夠克服困難，達到預定的目標。”
在中國研製導彈和原子彈的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人物以非凡的氣魄，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決策，並始終支援“兩彈”的研製工作。
特別是周恩來，不僅起了決策的作用，還進行了許多重要的組織領導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的其他主要領導同志，也都大力支援“兩彈”的研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