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此，聶榮臻認為，單靠晉察冀的力量要完成這項任務是困難的，建議與晉綏軍區配合，先打下大同。
建議獲中央批准。
7月，晉察冀與晉綏軍區配合，發動了晉北戰役。
經一個多月作戰，殲敵八千多人，解放了晉北大片地區，孤立了大同。
隨即發起大同、集寧戰役。
大同、集寧戰役是由聶榮臻統一指揮的。
8月2日，他到陽高主持了作戰會議。
會議確定：組成野戰軍指揮機構。
以晉綏軍區張宗遜任司令，以晉察冀軍區羅瑞卿任政委，楊成武任副司令，在前線統一指揮。
確定的戰役部署是：以5個旅圍攻大同，力爭儘快攻克大同，以4個旅部署於大同北的集寧地區，殲滅傅作義可能來犯的援敵。
大同是座堅城，易守難攻。
我軍在當時缺乏重武器的情況下，打了一個多月，只是肅清了外圍敵人，未能攻克大同。
不出所料，9月10日，傅作義的3個師救援大同，被我軍包圍於集寧，遭受重創。
傅作義又以1個師增援集寧被圍之敵。
此時，我前線指揮員處理不當，不是一鼓作氣，先吃掉被圍在集寧的敵人，而是以大部隊掉頭去打援敵1個師，致使失去了殲敵良機。
傅部4個師在集寧會合，我部處於被動態勢。
為避免兵力遭受重大損失，聶榮臻9月13日下令我軍撤離集寧，9月16日又下令撤圍大同。
第一節爭取戰略主動權（2）
大同、集寧之戰失利，此時北線承德已於8月28日棄守，張家口兩面受敵的不利態勢形成。
聶榮臻認為，我軍作戰，一向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為主。
為此，他於9月15日，在晉察冀幹部大會上作了《不計一城一地的得失，力爭戰勝敵人》的報告。
報告指出，“在萬一不利的情況下，不作孤注一擲……比如張家口這個大城市，是壓在我們肩上的大包袱，並非絕對不能放棄，但絕不能輕易放棄。”
9月16日，聶榮臻又向中央軍委報告：“堅守張家口或主動撤離張家口的兩種方針……擬在敵人進攻（張家口）時只進行掩護戰鬥，不作堅守”。
18日中央軍委覆電：在保衛察哈爾的口號下，集中主力在適當地區殲滅進攻之敵一部。
“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同時疏散張家口的機關和物資。
遵照這一指示，9月20日，聶榮臻釋出了《關於保衛張家口戰役部署的命令》。
命令規定：以8個旅部署在張家口以東地區，國民黨軍來犯時，在運動中一次殲滅他1至2個團，爭取儘可能多地消滅敵人；在西線柴溝堡地區部署3個旅，與晉綏軍區部隊協同作戰，以阻止傅作義、閻錫山部的進犯；以6個旅部署在保定以北的平漢線北段，實施鉗制性作戰。
張家口保衛戰打了12天，共殲敵2萬餘人。
後來由於傅作義部以2萬重兵，又以騎兵為主，由集寧以東快速穿越數百里草原，突襲張家口北部重鎮張北市。
在這一地區敵我兵力懸殊，我軍不得不於10月10日撤離張家口，使張家口失之過早，未能達成殲滅更多敵人的目的。
綜上所述，綏遠戰役、大同、集寧戰役、保衛張家口3次戰役都未能達到預期的戰役目的，晉察冀軍區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初期作戰，顯然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
面對諸多重大難題，聶榮臻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爭取戰略主動權。
張家口是當時我軍保有的最大城市。
撤出張家口，許多人為之惋惜，議論紛紛，有些人甚至有埋怨情緒，影響士氣。
這對我軍的爾後作戰極為不利。
為統一思想，以利再戰，聶榮臻決定於10月22日至11月1日，在淶源召開了晉察冀中央局擴大會議。
聶榮臻在會上講話中說：張家口兩面受敵，敵人兵力佔優勢，我們即使付出大的代價也是守不住的，硬守就會被動。
“從戰爭全域性來看，從敵強我弱的形勢來看，我們應該審時度勢，著眼於未來，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應以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目標。
可許多同志看不到這一點，把丟掉張家口看得過重。
我們暫時的放棄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