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恢復社會正常活動能力為主要目的，絕大部分專案都是基礎投資，而不是資本投資。
一般情況下，這類建設工作都由政府承擔，以招標的方式，由企業負責具體工作。因為印度的戰後重建不是正常情況，所以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承擔，必須由社會承擔。也就是說，參與戰後重建的企業必須承擔社會義務。如此一來，義務肯定比利益更重要。薩利文沒有提到義務，自然不肯承擔義務。如果美國企業不肯承擔應有的社會義務，憑什麼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呢？
實際上，這也反映出了薩利文的擔憂。
承擔義務是肯定的事情，可是在承擔了義務之後，誰能保證美國企業的利益？重建工作肯定由政府負責，企業只是合作方，而不是主導方。也就是說，如果美國企業承諾承擔重建義務，印度政府又不能切實保證美國企業的利益，結果不但是竹藍打水，還會賠了夫人又折兵，最終什麼也得不到。
當然，閻尚隆的觀點就更值得懷疑了。
共和國作為戰爭獲勝方，就算王元慶親自做出保證，不會干預印度內政，恐怕也沒有任何人會相信。要知道，王元慶在2037年初就要離任，而此時印度的戰後重建才開始，下一任共和國元首會繼續履行承諾嗎？就算會，又有誰相信？問題的本質就是，共和國干預印度內政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不會留下多少把柄，至少不會給別的國家任何證據。只要沒有辦法證明共和國干預了印度內政，西方國家最多隻能指責印度政府，不可能把矛頭對準共和國。
受此影響，歐盟代表，法國外長諾蘭基提出，應該就印度戰後重建工作擬定一份詳細的程序表與分工表，並且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和約的方式得到四方承認，從而確保所有國家都能積極參與印度的戰後重建工作，並且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