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不管兩部法律多麼重要，都沒有觸及根本問題，即土地所有制。
按照兩部法律的規定，進入市場流轉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權，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權。毫無疑問，這樣的法律是不完善的。在沒有解決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不管兩部法律制訂得多麼完善，也存在巨大的漏洞。也就是說，如果政治風向發生轉變，當權者隨時可以修改兩部法律，利用土地所有權掠奪公民的既得利益。
到這一步，要改的就是土地所有制。
顯然，共和國的實際情況決定了改變土地所有制的艱難性。
如果放在10年前，恐怕很多人會把王元慶此舉當成“賣國行為”。當然現在也有很多人認為王元慶在共和國搞“顏色革命”，只是站在絕大部分公民的立場上，元首提出“憲法修正案”正是時候。
以往，制約土地改革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相對緊張的農業用地，二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三是尚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由此三個問題帶來的現實情況是：為了確保全國民眾主要糧食供應，也就是主要糧食的產量，國家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農業用地，防止耕地挪作他用，也就得透過制度對耕地的使用方式加以約束；受土地使用方式的限制，以公共權力為核心的利益集團成為了土地改革的最大阻撓者，也成為了眾多相關改革措施的反對者；在政治體制尚待完善的情況下，掌握公共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也掌握了立法大權，使法制成為一句空談。可以說，在紀佑國離任之前，也就是在2017年透過的“四法案”之前，幾乎沒人知道該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共和國的內部矛盾。
從2017年到2037年，20年間，共和國的國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是對糧食的“剛性需求”大大降低。事實上，共和國的糧食消耗量並未減少，反而增加了不少。2036年共和國人年均糧食消費量近1000千克，2017年只有640千克，即便2017年的人口是2036年的1。5倍，2036年的糧食消費總量也比2017年增加了4。17％，也就是大約4000萬噸。20年內增加4000萬噸的需求，對共和國來說根本算不上挑戰。因為20年內，單位糧食產量提高了近20％。也就是說，在不減少耕地面積的情況下，2036年產出的糧食還有大約15200萬噸的結餘。雖然2036年的資料有很大的特殊性，因為按照中央的部署，當年的糧食產量必須比2035年提高15％，多出的產量中，半數援助給印度，半數用來補充戰略糧倉，所以實際流入市場的結餘糧食不會超過1200萬噸，只起到了平抑糧食價格的作用，但是在各種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推動下，特別是農業生產工業化的影響下，不但能夠大幅度提高糧食產量，還能極大限度的削弱農業對土地的依賴性。如果農業實現了工廠生產，土地就不再是農業的第一要素。如果土地失去了農業生產第一要素的地位，土地的價值將大打折扣。在此情況下，以確保糧食產量為由的耕地保護政策也就是失去了存在下去的理由。事實上，就算實現工業化農業生產仍然需要好幾十年的時間，因為共和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時期，人口數量將在未來30年內急劇減少，勞動力數量也將大大減少，必須透過集約化農業生產來減少農業從業人口數量，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減少耕地對糧食生產的影響並不顯著，甚至可以說，透過減少耕地，提高農產品價格，還能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糧食產量。
相對而言，另外2個問題早就得到了解決。
事實上，從紀佑國開始，共和國的領導人就在為政治改革努力，為改變土地所有制努力。
別的不說，由紀估國提出、趙潤東落實的“四法案”就是在為土地改革做準備。透過10年的建設，到王元慶上臺執政的時候，共和國的“吏治”情況已經大大改善，以公共權力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土崩瓦解，而各方面的法律制度也在王元慶執政期間，透過政治改革加以完善。
用外界的評論來說，在王元慶丟擲“憲法修正案”的時候，進行土地所有制改革已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當然，外界仍然低估了王元慶。
元首提出的不是“土地所有制改革法案”，而是“憲法修正案”。也就是說，改革土地所有制只是其中的一項內容，最多隻是主要內容之一，而不是全部。
在全國民眾紛紛猜測“憲法修正案”的主要內容，希望能夠透過修改憲法來改變成為制約共和國社會發展弊端的土地所有制的時候，也就是2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