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顆耀眼的黃星別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沒注意到這一點。 過了一會兒，娜塔麗又看見幾顆；並不太多，只不過是那麼一顆黃星，滿不在乎地別在胸前。拉賓諾維茨告訴過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張旗鼓兜捕猶太人的情況；要麼這些猶太人大多數已被肅清，要麼他們不再露面。那些禁止猶太人進入飯店或公用電話間的牌子都已捲曲，滿是塵埃。每一天，象《巴黎晚報》和《晨報》等這些熟悉的報紙上出現的習以為常的惡狠狠的反猶主義使她惶恐不安。因為這些報紙的第一版看起來和平時並無兩樣，而且有些專欄作家也還是那麼幾個老人。
淪陷的巴黎的確有其獨特的迷人的一面。清潔靜溢的街道，沒有出租汽車的刺耳喇叭和擁塞街頭的車流，清新無煙的空氣，穿上色彩鮮豔的服裝的兒童在遊人不多的鮮花怒放的公園裡遊玩，身穿巴黎時髦服飾的婦女乘坐的馬車，這一切都象那些古老的油畫裡所表現的巴黎風光一樣。但是象麻風病灶似的德國佔領的跡象到處可見：大塊的標語牌，上面用黑色字母寫著“協和廣潮和”士兵戲院‘等字眼；黃色的牆報，上面公佈了被處決的破壞分子的長長名單，鮮紅色的卐字旗飄拂在官方大樓和紀念碑上飄拂在凱旋門和埃菲爾鐵塔上，飯店外面用粉筆寫上的德語選單，德軍軍車在空蕩蕩的林蔭大道上飛馳，以及下班後穿著灰綠色軍服的德國士兵帶著照相機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麗碰上一個吹吹打打的軍樂隊帶領一個踏著鵝步的衛隊沿著愛麗舍田園大街走向凱旋門，鼓聲咚咚，伴有刺耳的軍樂聲，樂字旗隨風飄揚；只要看上一眼這種奇特的景象，就會意識到佔領意味著什麼。
人類的心靈因能隨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而只要在圖書館裡埋頭工作，或和路易斯一起度過黃昏，或者午飯後沿塞納河一邊溜達，一邊看看書攤，也就放下心了。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館報到。有一天路易斯病了，她只好呆在家裡，一位身材頎長、衣著考究的年輕瑞士外交官到她家裡訪問，看看是否情況正常。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 巴黎似乎沒有馬賽那樣可怕，人們看上去不那麼膽戰心驚。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較文明。
三個星期之後，埃倫被遷到療養院，住進一間視窗對著花園的房間。他還衰弱、渴睡，幾乎不能說話。他對這種優待似乎受之無愧。但娜塔麗心裡感到納問。 把病人送到巴黎來這件事在她看來本無什麼出奇。因為巴登一巴登的醫生說過，那所美國醫院有第一流的醫務人員，她的叔父在那兒要比在法蘭克福好一些。 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這是巴登一巴登難以比擬的。不過，一層恐怖的陰影一直籠罩在她的心頭，象一個小孩對於一間長年上鎖的房間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樣。這是一種對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這個處於德國人佔領下的城市裡，她叔父所受到的優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認為這是個難解之謎，而不是他們時運特別好。當謎底終於在美國圖書館裡揭開的時候，她感到的與其說是驚奇，倒不如說是開啟了一間上鎖的黑暗房間時那種恐怖。
伯爵夫人從外面一間辦公室裡喊道：“娜塔麗，我們來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她正在後邊房間裡，蹲在書堆中填寫書目。她用手掠一下披在臉上的頭髮，匆忙走進辦公室。站在辦公室裡的是韋爾納。 貝克，他一邊喀嚓一聲立正，一邊鞠躬，眯起眼睛露出友好的笑容。
“德國大使館的公使，”伯爵夫人說，“為什麼你沒有告訴過我你認得韋爾納？”
自從離開錫耶納以後，她從沒穿過夜禮服。在錫耶納，儘管她那時還受到義大利人的臨時軟禁，她有幾次晚間外出時還穿過一套褪色的長禮服。而今，她只有手提箱所帶的幾身出門旅行的服裝穿來穿去。那天晚上，在娜塔麗深受震驚的精神狀態中，穿上伯爵夫人為她弄到的灰姑娘的華麗服飾，似乎是對現實的一種怪誕的嘲弄，象是被執行絞刑前顯示其女性美的最後一次陰森可怕的機會。這套衣服很合身；伯爵夫人那個表妹的身材正好和她一樣。娜塔麗在把平滑的、珠母似的絲襪拉上她的雙腿，一直拉到大腿上的吊襪帶的時候，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湧上心頭。在今天，即使是一個富有的巴黎婦女，她從哪兒可以弄到這樣的絲襪呢？如果穿上這樣的一身打扮在太平歲月裡和拜倫出去歡度一個良宵而不是現在這樣面臨一場使人寒心的惡夢，那將是什麼樣的滋味呢？
為了配上那套時新的灰絲禮服，她在搽脂粉的時候真是費盡心機。但她只有一些起碼的、因為久已不用而乾裂的化妝品：一罐胭脂、一支唇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