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歲暮”之語。）但寅恪曾遊雲南，見舊曆臘盡春回之際，百花齊放，頗呈奇觀。或者，端生之語實與雲南之節物相符應，亦未可知也。茲姑著此妄說，更待他日詳考。
假定陳端生於戴佩荃作織素圖次韻詩時尚生存者，則至何年始不在人間耶？此答案可以陳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侖之詩文集出示他人之事，及兆侖之孫玉萬之子桂生請序家集於王昶（即玉敦不肯出示之人）之年，兩點推求之，雖不能中，亦不甚相遠也。
王昶春融堂集三八有陳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詩文集序一篇，其文雖不著年月，但下有朱吉人春橋草堂詩集序一篇，略雲：“餘以乾隆庚午（十五年）識君於吳企晉璜川書屋，文酒之會最密。嗚呼！自與吉人定交，迄今四十餘年，同遊諸君少長不一，皆莫有在者。”則自乾隆十五年下推四十餘年，當為乾隆末年，或嘉慶初年，即作春橋堂詩集序之年。紫竹山房集序排列相連，當是同時或相距至近之時間所作也。今取春融堂集所載紫竹山房集之序文，與陳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載蘭泉之序文，互相比較，發現頗有不同及刪削之處。茲節錄陳氏所刊紫竹山房集首之王序，並附註春融堂本此序之文於下，而略其不關重要者，讀者若察兩本序文之同異，即知其中必有待發之覆也。
紫竹山房詩文集載王昶序略雲：
錢塘陳君桂生挾其祖句山先生詩十二卷文二十卷，（春融堂本“詩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踵門而請曰，願有序也。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始獲識先生於朝，繼以詩文相質，先生謂可與言者，時時引進之，是以辱有牙曠之知。丙申春餘歸自蜀中，而先生前七年歿矣。（寅恪案，丙申為乾隆四十一年，句山歿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正月二十四日，實止六年也。）求其兩集不可得，為之悵然。又七年餘修西湖志於杭州，竊念先生籍錢塘，西湖事亦載於詩文必富，從其家求之，悶不肯出。（“悶不肯出”春融堂作“卒不可得”。又王昶湖海詩傳六陳兆侖詩選隊蒲褐山房詩話雲：“壬寅修西湖志於杭州，因索先生遺詩，而令子同知玉敦深悶不肯出。及其孫桂生來京，始以全集見示，並乞序言。”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也。）又三年（寅恪案，王蘭泉以乾隆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見下引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餘以布政使滇，適先生子玉敦為滇郡佐。叩所藏，則其悶益甚。（春融堂集本刪去“又三年”至“其悶益甚”二十七字。）蓋十餘年來殊以為憾。今陳君述祖德，採遺文，輯而錄之，使先生生平撰述粲然備見於世。
寅恪案，湖海詩傳及湖海文集之編選人王蘭泉，其人為乾隆朝詞宗，本與陳句山雅故，序中“辱有牙曠之知”一語殆非誇言。蘭泉修西湖志於杭州，玉敦為其地主。（此韓君所謂“吳郡陸機為地主，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地主”也。）及官雲南佈政，玉敦又為其屬吏。蘭泉之索觀句山詩文，自是應有之事。以常情論，玉敦必非與蘭泉個人有所嫌惡，而深悶固拒，一至於是者，其中必具不得已之苦衷及難言之隱。蘭泉當時或不盡能瞭解其故，遂於序中猶言及之，蓋尚未釋然於懷也，玉敦即不肯以其父之詩文示蘭泉，十餘年後，桂生何忽轉以其祖全集請序於蘭泉？此中必有重大變遷。鄙意此十餘年間，句山集中所當避忌隱諱之事，已不復存在，故可刊佈流行。又請序於蘭泉者，即籍以解釋前此玉敦深悶回拒之舊嫌也。陳文述西泠閨詠端生詩序中言，“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是端生之卒與範某遇赦之時相距不遠。範某即遇赦，則句山集中詩文僅牽涉端生之名者，自已不甚重要。今觀春融堂集所載紫竹山房序文，知蘭泉當日所見之稿本，其詩文卷數多於刊本，則桂生所刪削者，必甚不少。其所刪削者，當與端生婿範某之句有關也。範某之案在當時必甚嚴重，以致家屬親友皆隱諱不敢言及，若恐為所牽累，端生事蹟今日不易考知者，其故即由於此也。
陳端生之卒與範某之赦，兩事時間距離甚近，故可依蘭泉作序之年，推測範某遇赦之期，又據範某遇赦之期，更可推測端生逝世之年也。蘭泉紫竹山房集序言“十餘年來殊以為憾”。蒲褐山房詩話又謂“桂生來京師，始以（其祖）全集見示，並乞序言”。則從蘭泉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修西湖志於杭州之時算起，歷十餘年，蘭泉與桂生兩人同在京師，即此序作成之時，亦即範某赦免之後，其時上距端生逝世之年，當不甚久，此可依次遞推而得之者也。
王昶春融堂集附嚴榮編述庵先生年譜乾隆五十四年條下略雲：
二月二十四日得旨授刑部右侍郎。（三月）初五日啟程，二十八日抵京。
五十八年條下略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