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自我發育中的阻抑現象的起因還了解甚少。這些起因所導致的神經症病例想必具有一個基本的構造上的基礎。
沒有這樣一些構造上的、天生的促成因素，神經症無疑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但是，如果說自我的虛弱是導致神經症發生的決定因素，那麼成年後的生理疾病也不可能觸發神經症——只要這種疾病能夠促使自我趨於虛弱。這種現象又是十分常見的。這種生理紊亂可以影響本我的本能生活，並能把本能的力量增強到超越自我所能對付的界限。這樣的過程的典型模式也許就是由月經不調以及絕經所導致的女人的性格變化。
或者，某種一般的肉體疾病，確切地說，某種中樞神經器官的器質病，也許會破壞精神器官的營養狀況，迫使精神器官減弱其功能，並阻止它發揮較為精細的作用，這些作用之一就是維持自我的組織。
所有這幾類情況都會表現出基本相同的神經症現象；神經症總是具有相同的心理機制，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們也總是具有極為不同的、往往十分複雜的病因。
“你現在說的話倒更中聽一些。
你終於像個醫生那樣談論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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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現在期待的是你能承認，像神經症這樣一個複雜的醫學問題只能由醫生來處理。“
你這樣做恐怕太過分了吧。到現在為止我們所討論的只是病理學的問題，而我們在分析中所關心的卻是治療過程。
我承認——不，我堅持認為——在考慮進行分析治療的所有病例中，首先應該由醫生確定診斷。幸運的是，我們所接觸的神經症病例絕大多數都是由心理因素觸發的，沒有必要從病理學角度作任何推測。
一旦醫生確定了診斷，他就可以滿懷信心地把治療工作移交給外行分析者。
在我們精神分析學會，事情總是這樣安排的。多虧醫學界成員與非醫學界成員之間的親密關係，人們可能擔心的那些錯誤幾乎是完全避免了。
不過話說回來，隨著治療工作的深入還可能出現某種意外情況，使得分析者不得不求助於醫生。在分析治療過程中會出現這樣一些症狀——最常見的是生理性症狀——使分析者拿不定究竟是否應該把它們看作屬於神經症，或者是否應該把它們同某種中途介入的獨立的器質性疾病聯絡起來。這一點仍然得由醫生來定奪。
“這就是說，即使在分析過程中一個外行分析者也還是不能沒有醫生。這可是證明外行不適於分析的一個新的論據。”
不。根本不能從這樣的可能性中強行得出否定外行分析的論據，因為在這種場合，即使是醫界的分析者也只能這樣做。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分析治療中有一條技術規則，如果在治療過程中出現這樣的難以確定的症狀，分析者就不應任自作出判斷，而應該聽取某一位與分析無關的醫生——可能是一位會診醫生——對這種症狀的看法，即使分析者本人就是醫生並仍然精通醫學知識。
“可為什麼要制定這樣一條在我看來似乎毫無必要的規則呢？”
這不是毫無必要的；事實上，制定這樣的規則是有好幾個原因的。
首先，由同一個人來進行器質性疾病和精神性疾病的綜合治療並非上策；其次，由於移情關係的存在，由分析者對患者進行身體檢查也是不妥的；再次，既然分析者的興趣如此強烈地集中在心理因素上，他就完全有理由懷疑自己是否存有偏見。
“現在我已經相當清楚地瞭解你對外行分析的態度了。
你已認定非有外行分析者不可了。由於你只能相信他們是能夠勝任這項工作的，所以你就東拼西湊地找出種種理由來為他們辯解，為他們的存在創造有利條件。
可我卻一點都看不出為什麼應該有外行分析者，因為他們畢竟只能充當二流治療家。
在我看來，已經被訓練為分析家的少數外行倒可以作為例外情況看待，但不應該再產生出新的外行分析者，所有分析訓練機構都應該把不再訓練外行當作應盡的職責。“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能證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將透過這一約束而獲得的話。你一定會同意我所說的利益有三種，即患者的利益，醫生的利益，以及——最後但不是最次要的——科學的利益。
事實上，科學的利益包含著一切未來的患者的利益。我們現在來綜合考察一下這三方面的利益，好嗎？
對於患者說來，分析者究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