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生活中最親暱——最下流——的行為都要提出來一一進行詳盡的討論。如果真是這樣——根據你的心理學討論，我還不能認為必然是這樣——那麼主張把這種治療侷限於醫生的觀點就有了十分有力的論據。人們做夢也不會允許這樣危險的自由權落到自己在各方面都不甚瞭解的人手中。“
不錯，醫生在性的範圍內確實享有某些特權，他們甚至可以檢查病人的性器官——雖然在東方國家這是不允許的，而且已有一些理想主義的改革家（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誰）對這種特權進行過抨擊。
不過你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在分析中情況是否如此，為什麼必須如此。我的回答是：一點不錯，正是如此。
而且必須如此，首先是因為精神分析學是完全建立在徹底坦率的基礎上的。
譬如說，某些經濟問題對於一般公民——即便不是競爭者或稅務員——往往是保密的，但是在特定情況下，這些問題也可以同樣詳盡、坦率地進行討論。我不想辯駁，事實上我自己將有力地強調——這種必須坦率的義務也使分析者承擔了重大的道德責任。其次是因為在神經症的起因和致病因素中，來自性生活的因素起著極其重要的、支配性的、也許甚至是獨特的作用。
精神分析除了緊緊抓住自己的題材，即抓住患者所提供的材料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分析者從來不把患者引誘到性的話題上去。
他也不會事先對患者說：“我們將要談論你性生活中的隱私！”
他允許患者願意從哪兒開始講就從哪兒開始講，並且一言不發地等著患者自己觸及到性方面的問題。我曾經不斷地提醒我的弟子們：“我們的反對者們總是告訴我們說，我們總有一天會遇到性的因素根本不起作用的病例。
我們應該小心，千萬不要故意把性的因素引進我們的分析中，以致破壞發現這樣一個病例的機會。“
但是迄今為止，我們中間還沒有一個人遇到過這樣的好運。
我當然明白，我對性慾的見解已經成為——不論是否公認如此——別人對精神分析產生敵意的最強大的動力。這能動搖我們的信心的嗎？不，這僅僅向我們表明，我們的整個文明生活具有多麼嚴重的神經症性質。因為正常人的行為與神經症患者的行為好像並無多大區別。記得當初精神分析在德國的知識介面臨嚴峻考驗的時候（今天的情況已經平靜多了），有一個人曾聲稱自己擁有一種獨特的權威，因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甚至允許他的患者隨便說話（顯然是出於診斷的目的）並檢驗分析者的主張是否正確。
“但是，”
此人接著說道，“要是他們開始談論起性的問題，我立刻讓他們住嘴。”
你對這樣一種示範方法怎麼看呢？
有意思的是，當時知識界竟對這位發言人報以熱烈的鼓掌，卻不是因為此人的無稽之談而感到羞愧。
那麼，這位發言人為什麼會如此缺乏邏輯思維呢？
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當時人們普遍懷有的偏見意識為這種言論提供了戰勝一切的保證。
幾年之後，有幾個當時一直追隨我的人終於屈服於把人類社會從性慾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的需要。其中有一位解釋說，性生活根本不意味著性慾，而是意味著某種別的東西，某種抽象、神秘的東西。另一位竟宣稱，性生活僅僅是人們竭力把他們對於權力和統治地位的迫切需求付諸行動的領域之一。
這些人贏得了許多喝采聲，至少一時是如此。
“這一次我倒想冒昧贊同這種觀點。在我看來，認為性慾不是生命有機體的一種自然、原始的需求，而是其他某種東西的表現形式，這是一種極為大膽的見解。
我們只需要以動物為例就一清二楚了。“
這也沒有什麼區別。
任何胡亂湊成的東西，只要做個廣告把它說成是能夠制服那可怕的性慾優勢的解毒藥，我們的社會便總會心甘情願地吞嚥下去。
而且，坦率地說，你所流露的對於性因素在神經症起因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見解的厭惡，在我看來似乎並不符合你作為一個“公正的人”所應承擔的任務。難道你不害怕這種厭惡之情會干擾你的客觀判斷嗎？
“聽你這樣說我感到很遺憾。
你對我的信賴似乎已開始動搖。但是既然這樣，你為什麼不選擇別人來充當你所需要的‘公正的人’呢？“
因為別人的想法也不會同你的想法有什麼區別。而假如這個人從一開始就已認識到性生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