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完全沒有關心過它②。我之所以必須提到它，乃是因為它極端重要，它充滿著關於未來的希望，並很可能是所有分析活動中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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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正在考慮的東西，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方面、在培養下一代的活動中的運用。令人欣慰的是，我至少可以說，我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ＡｎａＦｒｅｕｄ）③已把這一研究作為她的畢生事業，並已
①見《引論》第十講，載標準版。——英譯註。
②雖然這很可能是弗洛伊德關於精神分析與教育關係的最長的一次論述，但實際上並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帶論述以外，他在“小漢斯”病例的第三章第三節中也極為詳細地考察了這個問題。在為普非斯特爾（Ｐｆｉｓｔｅｒ）和艾赫洪（Ａｉｃｈｏｒｎ）分別所著的兩本書所寫的序言中他再次談到這種關係。 這個與性教育有關的特殊問題，是他的一篇早期論文《關於兒童的性啟蒙》的主題，它在《分析的有限期與無限期》一文的第四節末段中又被提到，對該問題的最近一次闡述是在《幻想的未來》第九、十章中，起因是談到了宗教教育問題。——英譯註。
③安娜。弗洛伊德（１８９５—？）自我心理學（Ｅｇ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從事兒童精神分析工作，她強調自我在心理活動中的作用。——中譯註。
在這一方面彌補了我的疏忽。
通向這種運用的途徑不難找到。當我們治療某個成年精神病人，追蹤他的症狀的決定因素時，我們常常被引回到他的童年時期。
無論對於認識病症還是製造療效來說，我們關於病人童年以後時期的各種致病因素的知識，都是不夠用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去了解童年時期的心理特質；我們認識到一些只有憑藉精神分析才可能認識的事物，因而能夠糾正許多通常被認為是有關童年的見解中的錯誤。我們確認童年時期的最初幾年——大概一直到五歲——具有特珠的重要性，所依據的理由是：首先，那幾年是性慾的早期全盛時代，它遺留下來對於成年人的性生活具有決定性的各種誘使性因素；其次，這一時期的各種影響衝擊了幼稚的、脆弱的自我，像創傷那樣折磨著自我。
自我不能躲開這些情感的風暴，只有靠壓抑的辦法才能避開它們。
童年期的自我就在這種狀況中，獲得了所有導致以後各種疾病和功能失調的傾向。
我們發現，童年期的艱難在於兒童必須在很短的時間裡，掌握幾千年變化發展的結果，其中包括至少是對其本能的初步控制和對社會的初步適應。
兒童透過自身的發展只能實現這種變化的一部分，大部分則要藉助於教育①強加給他，我們對於兒童常常不能理想地完成這個任務並不感到詫異。
在這些童年時期，他們大多數都經歷了可以說是與神經病相等的狀態，而那些後來產生了明顯疾病的兒童則尤其如此。某些兒童尚未進入成年就產生了
①德文為“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在本部分均譯為：“教育”。該詞比英文的“教育”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它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培養”。——英譯註。
神經性疾病，結果給他們的雙親和醫生造成許多麻煩。
無論是把分析療法應用於已顯示出明確的神經病症狀的兒童，還是應用於尚處在性格發展不順利階段的兒童，我們都沒有什麼顧慮。我們的反對者擔心接受分析治療的兒童會受到傷害，這實在是杞人憂天。我們的分析治療表明，我們可以根據兒童患者的情況，進一步證實我們從成年患者那裡所推測的東西（可以說是根據歷史材料）。而兒童從這種治療中則受益匪淺。事實上對於分析治療來說，兒童是極為適宜的物件；他們的療效既徹底又持久。當然，為成年人設制的醫療技術需加以很大改變，方可運用於兒童。
兒童心理與成｜人心理相去甚遠。由於兒童尚無超自我，故自由聯想（ｆｒｅ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方法遠不能為他們所接受；移情作用（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亦表現出不同於成｜人的特點（因為真正的雙親仍然處於負責的地位）。我們在成｜人身上所極力反對的那種內在的抵抗，在兒童的場合則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難所取代了。如果兒童的父母使他們自己成為兒童抵抗分析治療的工具，則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會經常受到威脅。
所以，把對兒童的分析，與對其雙親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響結合起來，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