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下述情況減小了兒童分析與成｜人分析之間的必然差異，即我們的某些患者保持了眾多的嬰兒特徵，以致分析者（他再次不得不適應於他的患者）必須對他們運用某種兒童分析的技術。兒童分析很自然地變成了女性分析者的領域，這種局面無疑將牢固地保持下去。
對大多數兒童在其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一個神經病階段這一事實的確認，產生了一種正在萌芽的衛生學要求。
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使兒童沒有顯示出精神失調的跡象，作為一種保護其健康的措施，對他採用分析法是否有利，如同今天我們不等到發現兒童患白喉病，而是在他健康時就給他注射白喉預防針那樣？
討論這個問題目前僅只具有學術意義，我在這裡是可以大膽考慮它的。
對於我們大多數現代人來說，這個建議本身似乎就是一種傷天害理的行為。考慮到大多數位於父母立場的人對分析法的態度，我們現在必須放棄任何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行的願望。這種針對神經病的預防法——它很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也要以全然是另一種結構的社會為先決條件。
把精神分析應用於教育這種口號，今天只有到別的社會中去才能找到。我們需要弄明白什麼是教育的首要任務。兒童應當學會控制他的本能。不加限制地允許兒童自由實現他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