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
【四、兵出大散關】
大約在劉備與劉璋相持於雒城前後，即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天，孫權突然發動了皖城戰役，進攻曹操任命的廬江郡太守朱光。朱光在廬江郡廣開稻田，眼看水稻將要收穫，呂蒙建議孫權必須消滅他，否則待到水稻大豐收，他的勢力必然倍增，孫權接納建議。
皖城（今安徽潛山）城防堅固，孫權手下將領們認為應該堆積攻城的土山，準備攻城器具，才能拿下皖城。當時連續多天大雨，呂蒙認為大雨有助攻城，做土山有點來不及，且容易被水沖垮，應該舉三軍的銳氣，從四個方向同時猛攻，不用太久必可將城攻破（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
孫權要想拿下皖城其實只有這一種辦法，因為駐紮在合肥的張遼已率援軍向這裡開來，孫權必須速戰速決。
孫權接受了呂蒙的建議。呂蒙推薦甘寧任攻城總指揮（升城督），甘寧手握繩索親自攀城，呂蒙在後面支援，他親自擂鼓助陣。攻城戰從半夜時開始，到拂曉時分便將城攻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俘獲廬江郡太守朱光、曹操派在廬江郡的聯絡員（參員）董和等以下男女數萬人。曹操在合肥以南最大的據點被孫權攻佔了，孫權任命呂蒙為廬江郡太守。
張遼正率援軍向這裡趕來，但城破得太快了，他才到達夾石（今安徽桐城境內）就接到皖城被攻佔的訊息，於是撤回合肥。
皖城丟失後合肥完全暴露在敵人眼前，孫權步步緊逼，曹軍陷入被動。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曹操決定再次用兵於東南，這一年的七月，他讓曹植留守鄴縣，自己親率大軍前往合肥。
以往曹操出征都是曹丕留守鄴縣，此次曹丕隨徵，曹植留守，聯想到此時曹操還沒有明確指定接班人，不由得不讓人產生聯想。此時曹植二十三歲，曹操臨行前告誡他說：“我當年當頓丘縣令時也是二十三歲，回想起那時的所作所作，至今無悔。你今年也二十三歲了，不可不常常自勉呀！”
這時距上次濡須口撤軍僅僅幾個月，有不少人認為應該休整一下再說。據《九州春秋》記載，參軍傅幹向曹操進諫說：“治理天下有兩種途徑，文治和武治（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明公用武已十平其九，現在沒有遵從王命的只有吳與蜀，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應該採取德治。我認為現在應該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以此穩固內外之心，然後興學校，教導百姓崇尚節義。以明公的神武，再修以文德，那麼普天之下就沒有不服從的了。現在您舉十萬之兵於長江之濱，如果敵人憑藉險要深藏兵力，就無法立刻取勝，那樣只能挫傷自己的銳氣，敵人也不會心服。總之，明公應該多想想虞舜休兵養息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
但是曹操不聽，不是他不想學虞舜，而是現在的形勢有很大不同，他也想歇一歇，但形勢逼人，敵人不允許他歇下來。
在行軍的路上，魏國的尚書令荀攸不幸病逝，享年五十八歲。荀攸是曹操的心腹智囊，曹操對他評價極高，說他“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荀攸生病期間，曹操派曹丕前去探視，曹丕“獨拜床下”，說明荀攸在曹氏父子心目中地位很重。
此次遠征很快就結束了，曹操到達合肥後即下令撤軍，時間是建安十九年（214年）十月。
又是一次無功而返，不過這一回情況不同，曹操接到情報，說劉備攻進了成都，曹操有點坐不住了。
劉備攻佔益州的訊息對曹操產生了很大的觸動，中線已暫處守勢，東線的戰事勞而無功，如果劉備在益州坐大，將來由西線出擊，曹操將面臨同時打三場大仗的危險。
諸葛亮曾經替劉備分析過，如果單從某一點進攻勢力強大的曹操則很難取勝，如果能兩路配合，將令曹操首尾難顧（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益州的攻取朝著實現諸葛亮“隆中對”中提出的戰略邁出了一大步。
曹操何嘗看不出其中的利害，益州讓劉備得了先手，漢中不能再落入劉備手中，如果那樣關中將無險可持了。
曹操決定調整戰略部署，即刻發動漢中戰役。
曹操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人守合肥，只給他們留下了七千人馬。曹操又任命薛悌為各軍聯席參謀長（護軍），臨行前秘密把薛悌找來，交給他一封信函，薛悌看時發現函邊寫了四個字：“賊至乃發。”薛悌明白現在還不到看的時候。
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