礎上，是由人們根據當時的基本經濟狀況制定的。這就必然需要人類的判斷。中央銀行家不關注經濟狀況變動下的貨幣價值水平的適恰性，往往只關心如何維持先前制定的貨幣與黃金的兌換率，而嚴重損害了任何與該固定匯率暫時不同步的經濟程序。中央銀行家很少認識到，固定利率是個問題，動態經濟不是問題所在。當貨幣的匯價下跌時，中央銀行家常常有一種個人的挫敗感，而當經濟由於貨幣價值過高崩潰時，他們就只是聳聳肩，將此歸於金融自然法則。
20世紀20年代，飽受戰爭創傷後，歐洲迴歸金本位。這是由大西洋兩岸的國際主義中央銀行家聯合起來推動的，他們將之作為戰後經濟重建的前提條件。貸方希望確保其貸款收回時的貨幣價值與貸出時的相同，這與當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理債務問題的手法幾乎完全一樣。紐約聯儲銀行董事長斯特朗及其在摩根財團的前同事與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德意志銀行和奧地利、荷蘭、義大利、比利時的中央銀行，以及這些國家的一流國際主義私營銀行家密切聯絡在一起。1920年至1944年任英格蘭銀行行長的蒙塔古·諾曼（Montagu Norman）與斯特朗私交甚篤，在意識形態上也有共識。有關檔案清楚地記載了，他們共同致力於重建歐洲的金本位，以恢復戰前“國際金融的正常狀態”。諾曼認識到，英國金融霸權的削弱意味著，為了完成可以維持英國戰前利益的戰後經濟重建，歐洲將“需要與我們的美國朋友的積極合作”。
與其他紐約銀行家一樣，斯特朗也將此視為一個擴大美國參與國際金融的機遇，它使紐約能夠透過發展商業票據市場和促使銀行家接受英國的金融說法，邁向其覬覦已久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與倫敦的歷史性優勢相抗衡，打破倫敦的長期壟斷。1913年的《聯邦儲備法》准許聯儲銀行購買商業票據或對之再貼現。這使美國紐約的銀行在與倫敦市場展開競爭的國際金融中能夠扮演日益關鍵的角色。
由於1929年的股市崩潰，赫伯特·胡佛在其第二任總統競選中敗給了富蘭克林·羅斯福。他開始批評斯特朗是“歐洲的精神附庸”，譴責斯特朗推動歐洲戰後經濟恢復的國際主義承諾造成了美國1929年的股市崩潰和隨後的大蕭條，從而剝奪了其再次當選總統的機會。歐洲回到金本位，連同英國堅持的而胡佛稱之為“虛構的”1英鎊兌換4�86美元匯率，要求斯特朗透過保持不現實的過低貼現率擴大美國信貸，並操縱美聯儲的公開市場操作，保持美國的低利率，以減輕英鎊估價過高的市場壓力。胡佛義正詞嚴地把斯特朗的國際主義政策歸咎於他所認為的諾曼和歐洲其他銀行家，特別是德意志銀行的赫爾瑪·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和法蘭西銀行的查爾斯·瑞斯特（Charles Rist）的惡意說服。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經歷了信貸引起的通貨膨脹，這擴大了最終於1929年崩潰的股市泡沫。
第二章 從英鎊霸權到美元霸權（2）
在美聯儲系統內部，20年代中期，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也引起一些地區的強烈反對，特別是美國中西部和農業區，它們普遍認可胡佛後來的批判性分析。整個20世紀20年代，兩任美聯儲主席阿道夫·C�米勒（Adolph C Miller，一位專業經濟學家）和查爾斯·S�哈姆林（Charles S Hamlin）永遠都無法接受，他們會相信斯特朗為了國際考量犧牲國內利益。
胡佛斷言的公平性還有待商榷，但白宮和美聯儲在優先選擇上存在分歧這一事實已無須爭論，正如有利於國際金融體系的往往未必有利於一國經濟。這在當前又得到證實：在現行金融體系中，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崩潰，而各國中央銀行都出於機構團結的意識，本能地支援該體系。如今，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香港、上海等地方金融中心都正在競爭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為此，它們必須遵循要求民族國家經濟付出一定代價的國際金融體系規則。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對抗，正如30年代胡佛與斯特朗的對抗所闡明的，也正危及歐盟的進一步一體化。保護主義基本原則的背後是如下主張：國際主義金融力量未將國內發展作為其優先目標。
政府控制對外貸款的問題也使主導美聯儲的斯特朗與時任商務部長的胡佛發生直接衝突。胡佛認為，美國政府應有權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批准對外貸款，而美國貸款的收益應用於購買美國的商品和服務。斯特朗反對諸如此類的所有限制，認為它們是自由貿易和國際金融中不受歡迎的政府幹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