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地間道。她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還沒有開始運作呢。
“你是否願意去羅馬尼亞把它建立起來？
索羅斯似乎在給她提供一份工作，桑覺·普拉朗變得很興奮。最後，他讓她正式出任基金會的首任執行經理，她表示同意。190o年4月，索羅斯再次會晤泰爾多瑞斯科，他們達成協議，泰爾多瑞斯科成為基金會首任總經理。
既然兩個最主要工作的領導已經調配，那麼基金會的建立就會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會開始運作。它被命名為開放社會基金會。9月，桑覺·普拉朗抵達羅馬尼亞開始從事她新的工作。
對於阿林·泰爾多瑞斯科來說，和索羅斯打交道並非易事，因為索羅斯極無耐心。他想把錢花掉，轉入另一個國家，從事新的專案。而泰爾多瑞斯科習慣於對話。“我第一次遇見他，他就像個老闆。”泰爾多瑞斯利回憶說。他帶貶義地使用“老闆”一詞，其中含義是：有這樣一個人，不給他的職員過多的訓示，也不給他們提問的機會，卻要求他的職員正常地操作。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泰爾多瑞斯科對這位投資家變得非常敬畏。他對索羅斯提出了一套理論：在道義上，他比大多數人站得更高。他認為理解索羅斯的關鍵在於把他和他本人從縱向上未考察，而不是拿他和其他人相比從橫向上來考察。這一思想是泰爾多瑞斯科從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那裡抽取出來的。
經過磕磕碰碰建立起基金會，這確非易事。——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招聘基金會職員是第一步，招聘第一批學者也是如此。當第一批60個索羅斯招集的學者在1991年1月3日抵達布加勒斯特火車站，向愛丁堡大學開迸的時候，一個人哭了起來。她承認，當她從報紙看到這則廣告的時候，她想到了這是一個騙局。基金會里，唯一出過國的羅馬尼亞人，現在已地處高位，而她卻明顯地沒有。這就是她哭的原因。
即使是基金會的職員也發現了這一點，在基金會的這種“開放的氣氛裡，運作起來非常艱難。安卡·哈拉森是個身材高大、富有風韻的30歲的女人，1900年10月，她開始是基金會的專案協調人，1993年她接替桑覺·普拉朗任執行經理。她當年的預算竟高達600萬美元。
哈拉森饅慢地相信，每個活動都要求有一箇中心人物來作決定。最初在基金會做事使人精神鬱悶，但時常的微笑掩飾了她起初的恐懼。到1994年，她說：“我完全接受了基金會的意識形態，甚至把它運用於我的私人生活。我主管的事情很多。現在我已退居二線。我必須授權給他們。但這委託比主管更難操作。”
索羅斯不可能靠他現今的行為洗清他過去在匈牙利的罪名。在羅馬尼亞更是如此。羅馬尼亞總人口為2310萬，其中匈牙利人24O萬。一個出生地在匈牙利的億萬富翁來到羅馬尼亞，宣揚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和開放社會，對一些羅馬尼亞人來說，這簡直是以一種偽裝的方式，挑唆和煽動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反對政府。
基金會建立不久，索羅斯就開始受到攻擊。一些報紙指責索羅斯，說他企圖將有180萬匈牙利人居住的德蘭斯維尼亞“賣，，給匈牙利。基金會追求公平，不希望區別對待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居民，優待或歧視他們。這決非易事。在克拉基城，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請，基金會別元選擇，只好給他們提供贊助，這就使得資助的數量似乎有些失調。
索羅斯忽略了這些攻擊。雖然基金會沒有從索羅斯那裡獲得任何指示，基金會辦公室還是透過對公眾儘可能的公開，來進行回擊。在受到攻擊之前，基金會從來沒有印出獎學金獲得者的名單。受到攻擊後，他們開始這樣做。“這也是一種向其他人說明的方法，我們不僅僅將特蘭西瓦尼亞賣給了匈牙利，也做了一些好事。安卡·哈拉森說。
即使是基金會本身所採用的名稱——開放社會基金會——也使人產生懷疑：是否有些什麼東西被有意隱瞞著。畢竟基金會沒有用索羅斯的名字。因此，普拉朗要求泰爾多瑞斯科將基金會改名為“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希望招牌上的“索羅斯”使人們相信，基金會不是一個用匈牙利人的錢來支援在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的秘密工具。
當然，這裡沒有招牌。站在布加勒斯特的維多尼亞大廣場旁索羅斯基金會所在大廈的外面，人們很快會注意到：沒有一塊表明著“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存在的招牌。是否招牌有可能在裡面？在基金會辦公室外面第三層的走廊裡也沒有一塊招牌。這似乎不是出於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