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正致力於理論建設的馬克思都聽到了。馬克思寫道： 最近東方郵電告訴我們：中國皇帝因預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經詔諭各省巡撫將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現在的行宮的所在地熱河，該地距萬里長城東北約八十英里之遙。
外電的說法仍然是一種道聽途說，我在檔案中找不到相應的記載。至少可以肯定，《起居注》中沒有這一道諭旨。而中國的一則筆記，也談及出逃北京一事，但角色完全顛倒了，咸豐帝成了鎮定自若的統帥。該筆記稱，咸豐帝在局勢的危急關頭，召集王公四輔六部九卿會議，各位大臣皆涕泣喪膽，眼眶腫若櫻桃。咸豐帝喝道：“哭不足濟事，要準備長策。”於是，有人建議北逃盛京，有人建議遷都西安，有人建議下詔各省興師勤王，有人建議派王大臣督兵出戰，有人建議閉城與民死守。咸豐帝聞此，下了最後的決心，謂： 棄大業而出奔，古所恥；諭各省勤王兵，勢無及。國君死社稷，禮也。然與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賊。惟遣師督兵，戰而捷，則長驅直搗，滅此小丑而還；不捷，則深溝高壘，待勤王之師不遲。 說罷，命查前朝拜大將軍儀制，準備遣師出征了。
儘管這一則筆記描寫得有鼻子有眼，但越是完整的材料，越有可能添油加醋地摻入記錄者的想象。這段筆記寫了咸豐帝的英武明斷，也透露其心虛如草。“國君死社稷”一語，似乎在宣佈將效法崇禎帝朱由檢。“戰而捷”、“不捷”的選擇性判斷，似與賭徒孤注一擲的心理並無二致。除去上述難以驗證的記載外，在宮廷的皇家檔案中留下正式記錄的是咸豐帝拜將出徵的悲壯場面。1853年10月10日，前方誤傳太平軍已攻佔距北京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縣），咸豐帝意識到，僅靠一個勝保，無法指揮如此龐大的軍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門外舉行儀式，授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頒給銳建刀，授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頒給訥庫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親王奕訢參加辦理京城巡防事宜。
第七章 “造反”、“造反”（2）
在文華殿大學士賽尚阿、文淵閣大學士訥爾經額先後革拿後，咸豐帝此時選用的是清一色皇親。惠親王綿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於道光帝諸兄弟除綿愉外皆先於道光帝去世，綿愉作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豐帝登基後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原為蒙古貴族，因過繼給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莊敬和碩公主，而襲封郡王。他長年在北京擔任御前之職，道光帝去世時為顧命大臣之一。
恭親王奕訢因皇位之爭與咸豐帝有隙，在此危急關頭不能再計前嫌。一位是親叔叔、一位是過繼的表兄，一位是親弟弟，自家人總比外人可靠，總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們更多一份忠誠，他們的生死榮辱早已與愛新覺羅家族結成一體。咸豐帝此時更看重血濃於水的親情。強自打氣的命將儀式，絲毫無補於京城內的慌亂氣氛的改變。自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北京城內就有不少官員請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於亂世。就連後來在洋務運動中名聲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約其同作走避之計。待到此時，京內官員甚至有不待請假便倉皇出城者。
由於命將儀式，咸豐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員帶領覲見的儀式向後推遲，不料這些官員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誰願陪亡國之君做亡國之臣？久為傳頌的“家貧出孝子，國亂出忠臣”，此時被翻新為“家貧出忠臣，國亂出孝子”。意即譏諷那些家貧而無資逃亡的官員，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時請假出都者，不是託辭歸養，就是借名迎親，作出萬般“孝子”狀。
“樹倒猢猻散”是歷史的結局，但就過程來觀察，不待樹倒而只是樹搖，猢猻們早已紛紛逃散。因此，儘管命將儀式後頒佈的諭旨立即發出邸鈔，多作勝券在握之詞，“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蕩平”�，但前門外最為繁華的大柵欄商業區已如荒郊，罕見人跡。
只是車馬行前人頭攢動，車資馬費的價格一路高揚，比平日翻了幾個跟頭。逃亡的也罷，留京的也罷，此時他們最最關注的是咸豐帝的神情，但只有最親近的人才能體會到咸豐帝此時心亂如麻。
猶如強弓射出的疾箭，飛得甚速甚遠，但畢竟有力竭墮地之時，太平天國北伐軍一路掃蕩，兵力最多時擴充到四萬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處，便無力繼續向前了。他們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靜海縣城和獨流鎮紮營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儘管太平天國北伐聲勢甚壯，但今天的歷史學家幾乎一致認為，他們難免悲劇的命運。這不能不從定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