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時任第十一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卻認為對國民黨重慶政權的打擊還不夠。在這一年的11月14日，岡村寧次提交了一份《迅速解決日華事變意見書》，據日方文獻介紹，這份意見書的主要精神是：“重慶中央直系軍是抗日勢力主要力量，只要這個軍隊不垮，就不能考慮和平解決。因此，只有積極進行作戰才能掌握解決事變的決定權。”
岡村寧次認為只有給重慶點顏色看看，才會真正實現“和平”。對一些文人特工實施的“梅工作”（引誘汪精衛的工作）不感興趣。他在1939年3月6日，曾發出以下感慨：中國的政治，現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實權的說了算，僅靠言論的汪精衛，能否導致和平確屬疑問，毋寧說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
中國軍隊中，在兵力、素質、裝備、團結等方面佔絕對優勢的是蔣介石嫡系黃埔系的部隊。即使東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廣西系、廣東系等地方部隊都聯合起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敵不過蔣的嫡系部隊。###雖然勇敢，團結鞏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實力到底遠不如蔣的嫡系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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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冀中開刀（3）
我國指導戰爭的當局，滿足於汪精衛的脫出重慶，並考慮將來以他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國政府。但以此等臨時政府壓迫重慶，不過是白日做夢。
岡村寧次骨子裡老是那麼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勁頭，但也不能不承認，此人看問題較某些被他斥為“不懂中國國情”
的人，的確要深一點，準一點。他的態度及言論，在日軍內部也不會一點影響沒有。一些資歷較淺、表面備受“梅工作”成功鼓舞的軍官，內心實際上也是十分不安的。日本陸軍省軍務科一位名叫永井八津次的中佐，在1939年5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對以汪精衛為首成立“新政權”表現出很不樂觀的估計。他說：由此建立的中央政權，從實質上看，預想有如下兩種情況：一是統帥部所希望的，使重慶政府分崩後在某種程度上將該政府合併在新政府下成立中央政府……二是如果不能把重慶政府合併在新政府之下，預料將與重慶政府之間出現對立狀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央政府就將處於日本的強有力的指導之下，成為一種傀儡政權而不能真正解決事變。萬一事態如此發展，陸軍將要比建立政權下定更大的決心，進行大規模的持久戰。
正是應了那句俗話：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歷史的結局現在大家已知道了，汪偽政權建立後，重慶政權並未如日本人希望的那樣土崩瓦解。於是，要求對重慶實施武力壓力的呼聲又高了起來。
1939年12月10日，岡村寧次再次要求予重慶以迅猛一擊，他寫道：“長期持久的戰爭，對帝國來說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從目前形勢看來，依靠謀略、外交或小規模的作戰，終究不能期待早日解決事變，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規模的進攻作戰而欲迅速解決事變，斷定是不可能的。”
岡村寧次最後還引用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的話，來結束全文：“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看來，孫子也是主張速決，害怕持久戰的。
據日方文獻聲稱，岡村寧次“這個意見雖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內有深刻的共鳴，但未被中央採納。冬季攻勢到來，證實岡村意見是正確的。中國派遣軍體會到中國軍至今還保持著有不可輕視的抗戰力量，只有打垮敵戰鬥力量才是解決事變的先決條件，並堅持認為不給敵以沉重的壓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謀略（當時中央部把這看作瓦解敵人的主要手段）的效果。”也就是說，日本人痛感，對國民黨重慶政權，光有軍事打擊固然不行，可光有政治誘降也不行。必須是既有政治誘降，又有軍事打擊。這樣又打又拉，方有可能奏效。這裡所說的“冬季攻勢”，是指1939年底到1940年初，國民黨軍從北起蒙疆、南至靠近法屬印支邊境，發動的一場全面出擊。本來，日軍為了切斷國際社會透過中越邊境對中國的援助，在1939年11月，向廣西南寧發動了進攻。日軍作戰部長富永恭次少將說“這是中國事變的最後一戰。”為此日軍調集號稱精銳的第5師團等兵力，作戰之初，日軍進展順利，國民黨軍一潰千里。11月24日，日軍攻陷南寧，但稍後在距南寧50公里處的崑崙關，日軍卻受到二十幾個師的國民黨軍的反攻，日軍精銳第5師團約一個旅團的兵力幾被全殲，旅團長中村少將死在手術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