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屈指可數的中國通”，決非等閒之輩。不過，此人似乎時運不佳。1940年春“囚籠政策”剛剛“初見成效”，就被八路軍一個“百團大戰”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籠政策”剛剛有所推進，又很快調離，讓岡村寧次撿了個現成。
再說“治安強化”，情況與“囚籠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駿“首創”，岡村寧次“改進”的。抗戰時期，日本人在華北一共實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是從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時正是多田駿在任，岡村寧次還未來。從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岡村寧次名下。
不過，細論起來，“治安強化”與“囚籠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從時間上看，“囚籠政策”在“百團大戰”以前即已“出籠”，而“治安強化”則是“百團大戰”之後的“新產品”；二是從內容上看，“囚籠政策”主要還是側重於軍事封鎖，而“治安強化”則是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全方位的進逼手段。換句話說：“囚籠政策”是日本人迫於以往“掃蕩”、“###”無法奏效而被迫變換的手法，而“治安強化”，則是“百團大戰”後日本人“深刻檢討”、“沉重反思”後主動實施的措施。現在回想起來，“百團大戰”後日本人的反思和檢討，或許比我們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