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收穫，便於搶掠糧食。我們掌握了敵人“掃蕩”的規律，並不感到怎麼緊張。雖然在1942年2月底出籠的華北方面軍《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中，冀中就被列為“治安肅正的重點”，但給人的印象是，在這個計劃中，對冀中的作戰，還是一種例行的“掃蕩”，故而沒有制訂詳細的作戰計劃，各部隊參照往年的“掃蕩”行動即可。而3月份石家莊會議後，對冀中的“掃蕩”變得重要起來，成為此一年度日華北方面軍的一項主要活動。
在《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中，對冀中的作戰是這樣敘述的：治安肅正的重點，應放在以剿共為主的作戰###上，首先對冀東、冀中地區，然後對太行山北部地區開展治安肅正工作。在1942年度第一期，華北方面軍計劃進行的肅正作戰如下：冀東作戰（一號作戰）冀中作戰（三號作戰）上述兩項作戰，主要由華北方面軍直屬兵團進行。
而到了石家莊會議之後，日方對冀中作戰敘述如下：在冀東地區，由第二十七師團從4月初開始進行“冀東一號作戰”，在冀南地區由第十二軍和第一一〇師團從4月末開始進行“十二號作戰”；在冀西地區，由一一〇師團和獨立混成第十五旅團從4月下旬開始分別進行肅正作戰。上述各地區作戰的用意是要使敵人誤認為例行的春季###，並且兼起佯攻牽制的作用，以配合5月開始的冀中作戰（三號作戰）和第一軍執行的晉冀豫邊區肅正作戰（C號作戰）。
顯而易見，在石家莊會議之前，冀中雖被列為“治安肅正的重點”，但不過是一系列“連續不斷的肅正###作戰”中的一項，甚至還列在冀東之後。而在石家莊會議之後，對冀中的作戰就突出了出來。與日軍對晉冀豫邊區也即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的作戰一道，成為駐華北日軍最重要的兩項作戰。而其他作戰，則只起兩項作用：一是牽制我方，二是迷惑我方。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由於資料的匱乏，我們暫時難下定論。不過可以猜測，很可能與太平洋戰爭有關。或許隨著戰局的發展，日本決策當局要求駐華日軍隨時準備抽調出若干兵力，並要求駐華日軍進一步“以戰養戰”，掠奪中國的財富。本來，在2月份制訂本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時，就已把“方面軍的直轄區縮小到只限於河北省，而且加強了這個地區的兵力，首先把主要著眼點放在河北省的徹底肅正與迅速恢復治安方面。”而後，由於兵力的缺乏和經濟因素的日益重要，駐華北日軍又將本年度的“主要著眼點”縮小至兩點：一是“掃蕩”冀中，“計劃要在青紗帳起之前取得肅正作戰的成果。從5月初開始進行突然襲擊的包圍作戰，然後，長期坐鎮，一面進行掃蕩作戰，一面實行治安建設。”以期“一舉將該地區建設成為治安區，”另一項主要作戰，是企圖搞掉駐晉東南的八路軍總部及中共北方局。
從現有的材料看，當時華北日軍確實需要保持相當大的機動力量，無法抽調過多的兵力進行“###掃蕩”。在1942年，駐華北日軍一方面正在積極準備對西安的作戰，另一方面，“對蘇備戰的研究和訓練工作比以往要求的更為具體和迫切了。”1941年12月29日，日本大本營命令駐華北日軍中的第17、第32、第36、第41等4個師團，“在不妨礙現在任務的情況下，實行必要的對蘇作戰訓練，”並要求在1942年3月底以前，“大體完成基本教育。”為此，駐華北日軍已開始研究一旦相當兵力被抽調走，如何確保治安。這樣，駐華北日軍就必須縮短戰線，確保重點。大概是經過石家莊會議的研究，日軍決定集中兵力，實施上述兩項作戰。“掃蕩”冀中，是為了奪取這一“華北的烏克蘭”，從經濟上打擊我方；進攻晉東南，搞掉我指揮機構和領導機關，則是為了從政治上打擊我方。
進入倒計時（3）
有一種說法，認為日本人在1942年的“掃蕩”有一套周密的部署，先“掃蕩”冀中周圍的冀東、冀南及冀西，然後集中重兵一下撲向冀中，當我們的視線正被冀中所吸引，以為這就是日軍的“底牌”時，日軍卻又猛然撲向晉東南……採訪冉淮舟記錄。
一些當年在冀中從事軍事工作的老人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認為日軍大規模“掃蕩”冀中，決不僅僅是為了“掃蕩”晉東南作陪襯，作鋪墊。從敵人的作戰規模、戰後部署等一系列因素看，日本人的的確確是要佔據冀中。採訪成學俞記錄。日華北方面軍情報主任參謀橫山幸雄少佐，在談及1942年日軍的行動時，說：“在此期間各肅正作戰的特點為，以覆滅敵根據地、加強對敵封鎖為主要作戰目的，設法使治安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