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克格勃武裝警衛部隊嚴密地守衛著，特務學員不能越雷池一步，連教官出去也必須去校長室領通行證，而且限定外出時間。所以，傅索安是難得外出的，有空閒時間，她寧可去酒吧間喝酒、聽音樂，或者一個人縮在教官單人宿舍裡看書。
傅索安所教的班級，共有十名學員，都是中國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個是從黑龍江、內蒙古、新疆叛逃過來的知識青年，漢族人。
四個是少數民族，哈薩克、維吾爾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時越境外逃的邊民，當時都是少年，現在都二十多歲了。兩個是克格勃從新加坡秘密招募來的華僑青年，那是一對戀人，但進校後兩人表面上已經斷絕了關係。當時的知識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當過紅衛兵，這使也是紅衛兵出身的傅索安產生了一種親近感，她對那四個知識青年的態度明顯地比對其他六個學員要好。
尤其是四個知識青年中推一的一個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對她如妹妹一般。
這個女知青，名叫皮勇，當時是二十一歲，上海市人。皮勇這個名字，應當是給男孩子起的，不過給這個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臉調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鬧鬧，是個不折不扣的假小子，從小到大，不知打過多少次架，真是又“皮”又“勇”。皮勇出身於上海一個勞動人民家庭，父親是碼頭工人，母親是紡織工人。當初這對夫妻結合時還沒有“計劃生育”這個說法，所以兩口子把生孩子當作人生一大樂趣，不厭其煩地生了一個又一個，一共生了八個，皮勇排行老六。孩子多的家庭，有兩個缺陷是顯而易見的：一是經濟困難，缺衣少食。二是疏於管教，自我成型。皮勇兄弟姐妹八人，從記事起就整天價為爭一點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類鬧得雞飛狗鬥。以皮勇的調皮相，在家裡自然不是個安分守己的主兒，她人小爭不過兄姐，就時常乘他們不留意的當兒悄然伸手撈取看得中的東西。“不告而取，是謂之竊”，兄姐發覺之後，自然要動手教訓，皮勇就逃出家門，直到家裡人見她晝夜不歸著了急，全家出動找她回去才罷休。前科自然不算賬了，但沒幾天她必有新行為弄出來，於是開始了又一輪逃一尋的鬧劇。皮勇的童年，就是在這種週而復始的“遊戲”中度過的。
皮家人當時自然不曾想到，他們的這種行為，竟是在為克格勃培訓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皮勇逃離家庭，晝夜不歸，住宿無從談起，碼頭、車站可以棲身，但吃飯總是要解決的，她便開始偷竊，皮勇的偷竊，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拎竊包裹，二是扒竊錢包。別看她成績單上連掛紅燈，在偷竊方面的心眼卻是玲瓏剔透，她也沒有拜師傅，也沒有觀察、偷學，就憑自己的那份感覺，竟然無師自通地成了一名盜竊熟手。她偷到了錢鈔，先是自己上館子、泡劇院、逛商店，胡亂花用；若還有剩餘，就叫上幾個要好同學去消費。有時也買些東西回家，大人問起來源，便說是揀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沒有進行“拾物交公”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
皮勇從六七歲開始自學偷竊，竟然福星高照，連續十年沒失過風，這在黑道上的職業高手中也是一個驚人的記錄。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可能是因為社會治安惡化導致竊賊增多而使人們的防範意識增強的緣故，皮勇終於在一次扒竊作案時失風，被人當場逮住送往派出所。當時，神州大地大講“階級鬥爭”，派出所問案先要問家庭出身，民警一聽這小姑娘父母雙雙皆是產業工人，先已生了從寬之心。再問下去，案情又輕，便來了個“教育釋放”。皮勇有驚無險折騰了一回，反倒有了經驗。以後又作了些案，因為擔心銷贓時暴露，所以乾的都是扒竊，不再動拎包的腦筋。
這樣到了1970年底，皮勇名義上算中學畢業，當時稱之謂“70屆”，要畢業分配了。皮勇的兄姐都已在上海工作，所以按政策她應當上山下鄉，去外地插隊落戶，學校給了三個地方讓挑選：江西、貴州、內蒙古，皮勇喜歡吃牛羊肉，便捨近求遠挑了內蒙古。
1971年3月中旬，皮勇和一批上海70屆學生離滬赴邊疆，來到內蒙古自治區陳巴爾虎旗海拉爾河畔距中蘇邊境不到百里的呼倫科爾夫屯插隊落戶。皮勇到那裡一看，呼倫貝爾大草原，牛羊成群，駿馬飛奔，不禁大感興趣，打定主意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紮根草原一輩子。她的假小子習性得到了充分發揮，沒多久就學會了騎馬，被牧民稱為“好樣的漢族姑娘”，準備把她作為典型加以培養。但皮勇是個“扶不起的阿斗”，牧民在動培養她的腦筋的時候，她卻發現自己的想法過於天真：草原上雖然牛羊成群，但那是集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