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值班看守員當即向預審小組報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輪到值班，馬上調車召人，把朱遠芳送往醫院救治。
朱遠芳當時是被作為要犯關押的，杜培生親自守在旁邊，看著醫生對她實施搶救。醫生所有的搶救手段和所用的藥物，均須經他點頭。朱遠芳送進醫院時，發燒高達42℃，已經處於完全昏迷狀態。醫生給她打了退燒針，一刻鐘後體溫反而躥到了42．4℃。
內科主任、副院長等高年資大夫都被召到急診室，經緊急磋商，決定再注射退燒針，並敷以冰袋強迫降溫。雙管齊下，溫度才緩緩下降，人卻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時後，溫度降到40℃時，朱遠芳說起了胡話，其中反覆說到的是“盛煒富”三個字，聽上去是一個人的姓名；另外，頻率較高的還有“三連七排”。當時的公安機關，由於經濟原因，裝備很差，所以也無法弄一臺錄音機放在朱遠芳床頭，杜培生只好守在朱遠芳旁邊用筆記錄。朱遠芳說了持續大約個把小時的胡話，杜培生和另一個女預審員記下了她所說的每一個字，一時無法辨別的就以漢語拼音記下諧音。
朱遠芳退燒後，公安機關從人道主義出發，出資請醫院為她作了全方位的體檢，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醫療儀器和檢測手段，最後未發現內臟有什麼隱疾。醫生認為這次發燒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療、檢查的五天裡，公安機關派出了近百人次的偵察員進行秘密監守；另外，因其是病人，還專門抽調了四名女幹警，分兩班晝夜在病房照料。
朱遠芳入院的當天，杜培生就和預審小組全體成員埋頭研究了她在發高燒時所說的胡話內容，認為從“三連七排”來判斷，應當是某個軍墾農場的編制番號，結合同監犯所反映的她瞭解黑龍江農場，初步可以認定她曾在黑龍江境內的某個軍墾農場待過。至於“盛煒富”，可能是一個男性的名字，她還說過“咱倆”，因此多半是她的戀人。極有可能是同學、同事。根據上述判斷，杜培生決定派四名預審員，帶著朱遠芳的照片，即赴東北，分頭去軍墾農場調查是否熟悉此人，調查路線是：黑龍江——吉林——遼寧，如東三省均無，則去內蒙古調查。杜培生特別強調：“不要考慮路遠路近順道不順道，先查黑龍江！”
結果，預審員憑著朱遠芳的照片和“盛煒富”這個名字，很快就查到了朱遠芳亦即鍾秀翔的底細。當再次審訊，杜培生叫出“鍾秀翔”三個字時，這個克格勃女特工原本紅潤的臉一下子變得蒼白如紙，雙目眸子定住不動，呆若木雞地望著預審員，她怎麼也沒想到公安機關竟會在這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查到了她的真名實姓。
當然，奧妙並不在於這個真名，而是她所有的底細無疑也隨之暴露了。
杜培生用一種成分複雜的眼光望著眼前這個和他女兒同歲的女犯，輕聲問道：“你感到很震驚，是不是？要抽支菸定定神嗎？”
鍾秀翔從震驚中恢復過來，搖搖腦袋：“不必！”
“此刻，你有什麼想法？”
鍾秀翔抬起頭，用一種令預審員大出意外也是從未從案犯口中聽到過的朗朗之聲回答：“你們可以查到我的底細，但是你們休想動搖我的信仰！”
坐在杜培生旁邊的女預審員聞言拍案而起：“囂張！你……”她想怒斥這個無恥之徒，但是卻被杜培生一個手勢阻止了。
杜培生臉上的神情變了，變得凜然威嚴，眼睛裡透著一種嚴厲和嘲諷相雜的光澤，直射鍾秀翔：“一個叛變自己祖國的人，也來法堂上談什麼信仰！請問你信仰什麼？勃列日涅夫主義，希特勒哲學，抑或蔣介石的那一套？”
鍾秀翔不甘示弱地回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過自己是否意識到。實不相瞞，我的信仰是愛情至上！我這一生只愛過一次，只愛過一個人，可是我的愛情早已被你們埋葬了，所以，我仇視你們！你們休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鍾秀翔當初和戀人盛煒富越境叛國，盛煒富做夢也沒想到蘇聯方面迎接他的是殘酷的毆打和體罰，他無法忍受這種遭遇，在關押處寫了一紙遺書，藏於內褲腰間，以衣服碎條搓成布繩上吊自盡了。蘇聯方面發現盛偉富死後，把屍體拖到黑龍江上，扔在國境線中國一側的冰面上，作為對此事的了結。這個情況，鍾秀翔因和盛偉富分開關押著，所以是不知道的。後來她答應當克格勃特工時，曾問過盛煒富的情況，蘇方騙她說盛煒富早已參加蘇聯邊防軍，在巡邏時被中國越境潛伏在蘇聯境內的偵察兵殺死。鍾秀翔當時聽了，大哭一場，要來一瓶酒，朝著中國方向遙奠一番，發誓要為未婚夫報仇，這也是她死心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