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是去廁所，不料卻是押回地下室她的囚室讓她方便。完事後，重新把傅索安押進審訊室。
在傅索安離開的這段時間裡，那些克格勃官員肯定已經對她的口供初步交換過意見。所以，當她重新在原位置坐下接受訊問時，他們對她先前口供中的一些未曾解釋清楚的情節、細節一一進行了極為詳勁不厭其煩的訊問。這些問題大約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傅索安回答完後，大鬍子說：“現在，讓我們休息一會兒，吃點東西，然後再繼續進行審訊。”
傅索安又被押回了囚室，警衛給她送來了一份食物，是兩個麵包、一塊黃油、幾片牛肉和一盆由西紅柿、洋蔥、紅腸絲、土豆粒做成的湯。麵包很大，傅索安吃完一個就吃不下了，她把另一個藏在床上。但是馬上被一直在門外監視她的那個警衛看見了，立刻用俄語吆喝著阻止，傅索安只好交了出去。
吃完食物後，傅索安感到很是疲乏，便倚靠在床頭的檔子上，不知不覺睡著了。正什麼都不知道時，卻被警衛喊醒了，原來又要押出去受審了。
傅索安再次接受訊問，克格勃官員要她供出叛逃動機和叛逃經過。傅索安一上來又想老調重彈說什麼“尋求真正的馬列主義”，但馬上被他們厲聲喝斥。大鬍子在好幾個官員都開過腔後，用中國話對不知所措的傅索安說：“你必須老實說清叛逃動機，這種動機應當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知道嗎？”
傅索安一邊點頭，一邊在後悔：怎麼沒想到這一層？我既然說了“投奔社會主義國家，尋求真正的馬列主義”，那為什麼不在談叛逃原因時添油加醋，編造一點這方面的內容呢？她意識到面臨著的潛在不妙：如果真是“投奔社會主義國家，尋求真正的馬列主義”，那麼就是“持不同政見者”，容易受蘇聯方面的重視。但像現在這樣，那純粹是因為在中國闖了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叛逃以尋生路的。蘇聯人弄得不好，說不定會把她遣返的。然而，現在已是處於“木已成舟”的地步，她無法更改口供，只有硬著頭皮老實招供了叛逃動機。由於她的口供在邏輯上和前面部分合得上拍，所以審訊者倒也未曾追問什麼。
傅索安交代完叛逃動機，又說叛逃經過，這就比較容易了，她只消把全部經過情況說一遍就是了。
這次審訊，長達十多個小時。結束後，傅索安回到四室，只覺得頭昏腦脹，什麼也不想，一頭栽倒在床上就睡著了。後來，在等待處理的那幾天裡，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的情報官員，曾數次來訊問傅索安，向她調查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情況。這種訊問和前面的那種相比，顯得輕鬆多了。
傅索安在向克格勃對外諜報局提供中國“文化大革命”情報時，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正在考慮傅索安的命運問題。安德羅波夫在下令將傅索安從邊境押解莫斯科後，曾在為其他事務去謁見勃列日涅夫時，順便談起中國紅衛兵叛逃事件。當時，無論是安德羅波夫，還是勃列日涅夫，都想當然地把傅索安看成是中國的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她的紅衛兵身份和“不同政見”以及叛逃行為，無疑可以作為蘇聯在全世介面前大肆攻擊中國的一件武器。這就是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把傅索安押解莫斯科的原因。但是，克格勃的有關專家在審訊傅索安後，發現這個叛逃者並不是什麼“持不同政見者”，而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狂熱分子，因為狂熱得不得法，弄出禍事來了，在生死攸關之際，迫於無奈而叛逃投蘇的。因此，這些專家經過討論後，在送呈安德羅波夫的報告中提出建議：將傅索安送往中蘇邊境，予以遣返。
安德羅波夫最初準備批准這個建議，但因為此事與勃列日涅夫也有關，他就顯得慎重些，把專家們的這份報告書放在一邊，暫緩處理。安德羅波夫雖然是特務機構頭子，但他搞政治的本領遠遠超過搞特務，稍一考慮，就發現那份報告書所提的建議實際上是一個餿主意——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替代赫魯曉夫上臺後，在蘇共和蘇聯政府內部面對著三派勢力，一派是波德戈爾的，一派是柯西金，還有一派是謝列平。這三人在把赫魯曉夫趕下臺的鬧劇中，都有功勞，如果他們聯合起來，馬上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趕下臺。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剛上臺的二三年間，總是同這三派力量保持一定距離，引誘他們爭鬥，自己則坐山觀虎鬥。這種狀況直到1967年才有所改觀，勃列日涅夫的位置有所鞏固，但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可以高枕無憂、為所欲為的跡象。因此，安德羅波夫作為勃列日涅夫的親信，應當時時事事考慮到如何樹立勃氏的威信，而不是拆臺腳。眼前此事，是勃列日涅夫下令把傅索安押解首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