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某離開釣魚臺後，立刻去見江青，把康生的話詳細說了一遍。
當天晚上，江青給公安部長謝富治打電話，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張××這麼一個人。
謝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沒問題，不論死活，都一下給您找到！”
江青的話有些不合邏輯：“我要活的！查到這個人後，給我押到北京來！”
謝富治只好點頭：“好的。”
但是，謝富治沒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讓天津市公安局查詢張××時，這個人已經被人打傷，送進了醫院。行兇者，正是兩個月後越境逃蘇的傅索安。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於天津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一家科研單位的英語文字翻譯。傅索安從小就長得很漂亮，她的週歲照片曾被照相館放大後陳列在櫥窗裡。從生下來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過不少照片，有的還請人畫上了彩色。這些照片，在博索安後來越境叛逃後，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後，比傅索安小七歲的弟弟傅索強曾憑他少年時的記憶對1968年時的傅索安作過了一個白描式的敘述：“她個頭很高，大約不會少於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體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間；臉形是鴨蛋形的，五官長得很端正，分佈得很均勻，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來總閃著光波，眼睛上部長著一對濃黑的月牙眉。她和當時的同齡人一樣，愛穿一套草綠色的軍裝，右臂套著個紅袖章，剪得很短的頭髮上壓著一頂軍帽。”
根據這個敘述，可以想象傅索安當年乃是一個比較俏麗的高個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
她在班級裡擔任著班幹部、英語課代表，又是共青團支部副書記，是一個很具號召力的活躍分子。傅索安喜歡看書，這個習慣又使她養成了勤于思考、善於思考的習慣。因此，她考慮問題往往比她的同學要深些廣些。正因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別人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學校的一般教師時，她已經在寫“制定和忠實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區、市教育局長頭頭的大字報了。當她的同學跟著炮轟教育局頭頭腦腦時，她已登上火車去了北京，成為8月18日毛澤東主席首次接見的紅衛兵中的一員。接著，傅索安開始了“革命大串連”。她的串連有別於當時絕大多數紅衛兵，不是遊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種社會調查。三個月中，傅索安的足跡走到了新疆、內蒙古和東北三省，不但去城市，還下農村，她甚至還在內蒙古農村認了一位“乾孃”，這個舉動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個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時，她的母校已經山頭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級林林總總總共有二十多個“造反兵團”、“戰鬥團”之類的造反組織。傅索安豈是甘於寄人籬下之徒，所以斷然謝絕了幾個同班、同年級組織拉其入夥的邀請，自己發起組織了一個“橫空出世造反總部”。“橫空出世”與同校其他造反組織相比，具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其成員打破年級界限，從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紅五類”、“黑七類”一視同廣，只要本人有革命決心、造反幹勁。這樣一來，許多被排斥在造反組織大門之外、從心底裡渴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學生，都紛紛投奔“橫空出世”。
傅索安鑑於當時特別講究“家庭出身”，而自己並非出生工農兵家庭，底牌不硬，所以在討論總部領導班子時，採勸讓賢”方針，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統統讓給別人，她只擔任常委，為七人領導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這個常委卻有著決定整個“橫空出世造反總部”方針大略的權力。她所讓賢推舉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級的學生，視她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會上她的話往往是一言九鼎，說一不二。根據傅索安的佈置，“橫空出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併了本校的十四個造反組織。到1967年8月，“橫空出世”的成員已達一干一百多人，成為全校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造反組織。
“橫空出世”兼併其他“造反兵團”、“戰鬥團”時，提出的是“革令大聯合”的口號，所以，在把對方的人馬編入自己的花名冊時，不得不將人家的頭頭列入總部領導班子。那幾個後來的常委、委員都是高二、高三年級的學生，年齡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姐姐，資歷也毫不遜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們對要聽傅索安的號令自是心有不甘，口有微詞。而“橫空出世”原先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