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中，也有人對傅索安心懷不滿。漸漸，這兩部分人半公開半秘密地勾結起來，經過一番密謀，於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總部全體委員會議上發動襲擊，提出改組領導班子，並當即實施。結果，傅索安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解除了常委職務，會議念其建立組織有功，保留她的總部委員的頭銜。
傅索安被這個突然襲擊搞了個措手不及，氣得發昏。當天晚上，她獨自縮在臥室中的床上，強迫自己鎮定下來，冷靜分析面臨的情勢。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個選擇：一、接受這個事實，在委員這個位置上仍幹她的造反事業。二、退出“橫空出世”，從此不問造反之事，當逍遙派。三、仍留在“橫空出世”，和新領導班子鬥一鬥。
傅索安經過一夜考慮，最後決定作第三個選擇。
當天下午，傅索安以個人名義在“橫空出世”總部裡面貼出了一份大字報，題目是：《一次觸目驚心的政變》。這份長達三千餘字的大字報裡，披露了上一天那個全體委員會議的內幕，傅索安憤怒地指責：“一小撮陰謀家”搞這次“政變”是“別有用心”，是“干擾革命鬥爭大方向”，是“幫了一小撮階級敵人及走資派的忙”，等等。
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這份大字報一貼出來，馬上有人響應，寫大字報、小字報和標語表示支援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別為：金國安、費磊、李白波、王慧珍、陳冬芳。這五人都是傅索安當初發起成立“橫空出世”時的積極響應者，也是總部的第一批成員，自稱“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這一炮在“橫空出世”內部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許多紅衛兵暫停和對立派的“派仗”，將注意力轉向本組織內部。總部新領導班子見勢不妙，立即作出反應，又是座談會，又是大字報，又是廣播，向眾部下說明事實真相，闡述觀點，安撫軍心，穩定形勢。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罷甘休，隨即作出了相應的反應，也是大字報大標語忙個不停。六人決定抱成一團，和本組織頭頭堅決鬥爭到底。金國安提出：“我們乾脆成立一個戰鬥隊，名義上屬於總部下面的，實際上是獨立的。”
“對！”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贊同。
傅索安考慮下來，說：“不用成立戰鬥隊，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名稱，這個名稱僅是代表我們有統一的觀點。這樣，別人支援我們時不必心存顧慮，被頭頭疑為已經參加我們的組織。”
金國安想想也是，便點了頭。其他幾位也贊成。眾人便開始商量名稱，但是，議來議去都是“戰猶酣”、“叢中笑”、“愕未殘”、“試比高”、“百萬雄師”之類，仍像戰鬥隊的名稱，似不合適。最後，還是傅索安一錘定音：“他們是頭頭，高高在上，如在山頭。我們處在底下，似在山腳下，乾脆就叫‘山下派’！”
“山下派”的出現，令“橫空出世”的頭頭腦腦大為頭痛。當時，“橫空出世”已成為整個天津地區的大對立派系一派中的一個分支組織，作為“學生軍”，有著其他工人、財貿、農民、機關幹部、公檢法等造反派所不具備和無可替代的作用，“橫空出世”自有自己的任務。但自從有了“山下派”，總部不得不分出若干力量專門應付、反擊，消耗了大量精力。1968年2月間，“橫空出世”總部曾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山下派”問題。有常委曾主張將“山下派”開除，但討論下來卻找不到理由：傅索安等人只是對幾個常委有意見，並非反對總部的鬥爭大方向，光靠這點難以開除，否則可能會動搖軍心。
但也不可能長期容忍“山下派”的作為，常委會反覆討論，終於找到了一個法子；限制“山下派”寫大字報、標語的紙張筆墨。
1968年2月底，“橫空出世”總部召開全體紅衛兵會議，宣佈常委決定：各戰鬥隊必須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節約鬧革命”的指示，即日起將指定專人寫大字報。大標語，所需筆墨紙張憑底稿送經主管政治宣傳的常委審查批准後去後勤組領取這樣一來，“山下派”沒了內江的工具，除非自己出錢去買，但傅索安幾個根本沒經濟來源，他們吃飯都是靠父母的。此事怎麼是好？當天晚上，“山下派”六人聚合於傅索安家裡，商量對策。議來議去，只有一個選擇：設法獲取筆墨紙張，繼續攻擊“山上派”。
“山下派”對獲取筆墨紙張的手段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文化大革命”初期時，中學生成立造反組織很方便，扯個旗號，然後找校長室開證明去公安局備個案，就可以去刻公章。至於造反所需的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