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自會提供，有了經費就可以購置筆墨紙張等等了。但是，到了1968年，情況起了變化，校長早已關進牛棚，校長室也不復存存，各中學都只剩兩個對方派造反絹織，活動經費一部分主教育局領取，一部分憑本組織出具介紹信去商店強行除取實物，所欠款項有了錢則付，沒錢就“留待運動後期處理”。現在，“山下派”要獲取筆墨紙張，只有一個辦法：自己成立一個組織，出具介紹信去文具商店強行除齲傅索安拍板：“有進無退！就這麼幹！”
他們為即將正式成立的組織起了個名稱叫“莽崑崙”，商定暫不公佈，眼前階段只為獲取筆墨紙張打“內戰”。但是，問題馬上來了：校長、校長室都不復存在了，學校的公章也不知在哪裡，誰給開證明去公安局備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來一張白紙，用鋼筆在上面“唰唰”寫了幾行字，遞給陳冬芳：“你和費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設法往上面蓋個章，算是備過案就是了。”
陳冬芳的父親，在公安局當民警，雖然不是掌權的，也總是“自己人”，估計可以和蓋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於費磊，則和公安機關絲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純是給陳冬芳個伴兒。
陳冬芳、費磊兩個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臉色就知道不行。
過了幾天，傅索安決定走另一條路。這條路比較簡便，但可行性卻是個未知數。傅索安單槍匹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員打聽：“同志，我們組織的公章弄丟了，能不能給刻一個？”
店員看她的黃軍裝、紅袖章，回答得很和氣：“所有公章都必須憑公安局的證明才能刻。”
傅索安一聽，像洩了氣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幾天，“山下派”幾個人碰頭，傅索安一說這事，個個搖頭。
王慧珍嘆了口氣道：“唉——，要是我會刻圖章就好了，我們自己給刻一個。”
傅索安被提醒了，說：“哎！我們何不自己設法刻一個章子？”
“可是我們不會刻呀！”
傅索安說：“找個人刻！”
“找誰呢？”
傅索安緊皺眉頭想了一會，忽然一拍桌子：“對了！叫這個老傢伙給刻！”
李白波問：“誰？”
傅索安眉飛色舞道：“張厚石！”
張厚石就是康生所說的“弓長張”。張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樸，1900年出生於一個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讀《四書》、《五經》，頗有古漢語底子，又寫得一手好字，巳能畫畫善篆刻，青年時也算得上津門名士。30年代初，張厚石參加了國民黨，經一個親戚介紹，去北平（今北京）國民黨市黨部供職，後來奉調去了國民黨“北平反省院”，專門掌管檔案。“盧溝橋事變”前夕，張厚石結束了國民黨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開了家小古玩鋪，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後，張厚石根據人民政府釋出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機關坦白交代了自己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歷史。人民政府經調查，認定張厚石那時未參與拷打、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群眾，只是管理檔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機關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從寬處理，不予追究罪責。張厚石接到通知後，對人民政府感激涕零，為表示感恩，他對幾個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國民黨市黨部於過事的朋友現身說法，勸他們也走坦白之路，獲得了效果。為此，當時的天津市公安局軍管會還把張厚石的情況作為典型例子寫進《工作簡報》，送往北京。其時，康生在負責中共中央社會部，他看到這份由公安部轉過去的《工作簡報》後，想起年輕時曾經聽說過張厚石這個“津門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的嗜好，尋思張厚石家裡必有珍品，於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張厚石“借”字畫欣賞。張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麼人，馬上選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黃石交給來人。康生用日黃石為自己刻了一枚藏書章。後來在粉碎“四人幫”後，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從康生家裡抄出來，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奪來的文物一起送往國家文物管理所。
張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經營著他的那個小古玩鋪，後來公私合營了被安排進文物商店做店員，不久又調往學校教書。1959年，張厚石因歷史問題被清除出教師隊伍，調往街道工廠當工人。
他的家從原先的祖傳宅邸搬了出來，遷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這麼一位“高鄰”。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像張厚石這樣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裡珍藏的文物被抄了個一乾二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