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後來在船上碰見了，經介紹，才知道是梅貽琦。當時人們留美都選的是中國人熟知的學校，比如徐君陶選麻省理工，梅貽琦卻單獨去了東部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徐君陶後來才聽說那是一個有名的工業大學，認為梅貽琦的選擇確和一般人不同。
在美國留學期間，梅貽琦不時將節省下來的公費，寄回家中，作為弟弟的學費，資助他們求學。1914年，梅貽琦自伍斯特理工學院學成歸國，獲電機工程碩士學位。
1915年，他應清華之聘當教師，不久便厭倦了。迴天津見恩師，張伯苓不同意：“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幹了，怎麼知道沒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一生，從此就與清華緊緊地聯絡在了一起，其中單是校長一職就做了17年。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梅貽琦的教育思想
學者風度，溫文爾雅，寡言少語，勤儉節約，民主通達，公正無私，梅貽琦從一開始就贏得了普遍的尊敬。
與胡適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麼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華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據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這句話近年來也常為時賢所徵引；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具體的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令人遺憾的是，1949年之前大學形成的一些傳統，比如教授治校，在後來的高等教育中失傳。 。 想看書來
清華終身校長梅貽琦（2）
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梅貽琦是一個罕見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見，臺灣研究清華校史的學者蘇雲峰認為，基於下列三個事實。（一）他並無高階學位（榮譽博士學位受贈於1940年），卻能率領諸博士群，人人佩服。（二）在抗戰之前就使清華大學領先各大學，成為理工教學與研究重鎮，躋身於世界學術之林。（三）在抗日戰爭前後近20年的###風雲中，他尚能保持清華校園的基本安定，繼續發展，沒有成為學生攻擊的物件。
建立在聯大模式基礎上的教育體制，主張通識教育、思想寬容和學術自由。當時梅貽琦校長被要求加入國民黨，但他保衛了聯大的自由，以免受制於黨。儘管國民黨任命的人佔據了聯大領導層的一些關鍵位子（聯大三青團負責人陳雪屏和訓導長查良釗），但卻難以改變聯大的高度自治。［1］［1］郭曉東《聯大模式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
梅貽琦認為大學教育應具有儒家思想主張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養應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發展。同時，為“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相容幷包”的辦學主張。在清華和西南聯大的校園內始終匯聚著學術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清華的校友在回憶他時說：“梅校長主長清華，始終以民主思想、學術自由的開明政策為治校原則，他對左、右派的思想兼涵並容，從不干涉。”
在梅貽琦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會了希臘及西方的學術自由與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臘人崇尚體育的精神，也在清華得到有力的貫徹。當時規定所有學生體育課必須及格，否則不能畢業，一時清華在華北各大學中成為一所體育強校，這種注重體育的校風一直延續到西南聯大以及覆校後的清華。對於青年學子，他採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模式。這種教育要求學生不應僅有專門知識，更應受到貫穿在整個大學課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個學生對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皆能融會貫通。他曾說過：“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瞭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這是本校對於全部課程的一種主張……”［2］［2］梅祖彥《西南聯大與梅貽琦校長》
當有人讚美梅貽琦治校有方，他謙虛地說：“貽琦生長於斯，清華實猶吾廬。就是有一些成績，也是各系主任領導有方。教授中愛看京戲的大概不少，你看戲裡的王帽，他穿著龍袍，煞有介事地坐著，好像很威嚴，很有氣派，其實，他是擺給人看的，真正唱戲的可不是他。”
1940年，梅貽琦在“為清華服務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