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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銓與《野玫瑰》風波（1）
陳銓從事話劇活動，從長沙就開始了。陳銓利用教學之餘的時間，給學生編導了老同學陽翰笙的劇本《前夜》和於伶的《夜光杯》。《夜光杯》是一個以女間諜為中心的戲，這種戲劇在當時很流行，陳銓後來在昆明創作的《野玫瑰》，就直接受到了《夜光杯》的影響。
《野玫瑰》是陳銓的劇作中影響最大、爭議最大的劇本，甚至演變成一場《野玫瑰》風波。
《野玫瑰》脫胎於陳銓的短篇小說《花瓶》，而小說《花瓶》的創作靈感來自在報紙上偶然看到的一則訊息，訊息稱在偽北平市市長家中發現了竊聽器。
建國以後，陳銓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批判，他在未刊的《“文革”交代材料》中回憶當時創作《野玫瑰》的過程：
一九四一年我在昆明西南聯大寫第二本反動戲劇《野玫瑰》，那時我擔任聯大學生劇團的名譽團長，先後上演《祖國》和《黃鶴樓》兩劇，但是《黃鶴樓》人物太多，服裝佈景道具太花錢。他們要我再寫一個人物較少，佈景簡單的劇本。我想人物佈景既然簡單，內容必然要富於刺激性，才能抓住觀眾。我早知道當時軍事間諜劇本，如像《黑字二十八》、《這不過是春天》、《女間諜》、《反間諜》、《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歡迎。並且我當時戲劇方面，還沒有地位。我決心寫一個軍事間諜劇本。為著要把它寫好，我從圖書室借了幾本英文間諜故事來仔細研究。頭一幕寫完，北大數學系教授申有諶看，他說“太象###吾的《這不過是春天》”。我知道要失敗，放棄不寫了。正好這個時候，昆明傳遍了漢奸王克敏的女兒，逃到香港，登報脫離父女關係的故事。我認為這是一個戲劇的好材料。我立刻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花瓶》，登在《中央日報》副刊（那時是封鳳子主編）。隔些時候，我根據這篇小說寫《野玫瑰》（我還記得寫《花瓶》時，我還請教過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孟昭英，花瓶裡面放收音機是不是可能，他是無線電專家，他說是可能的，所以後來我寫入《野玫瑰》）。
據餘斌著《文人與文壇》（叢書《西南聯大·昆明記憶》之一），1941年5月，《野玫瑰》創作完成。青年劇社和國民劇社都爭著要，結果國民劇社佔先，馬上油印出來排練。地點在翠湖東路9號樓上，條件相當好，“臥室面對翠湖，風景極美，客廳鋪花磚，備鋼琴，適於作排戲之用”。導演是聯大師範學院史地系的孫毓棠副教授。演員除一人外，都是聯大的學生。劇本《野玫瑰》共四幕，1941年6月至8月在《文史雜誌》（重慶）正式發表，分三期連載。
1941年8月3日到7日，由昆明國民劇社以“勸募戰債”的名義在昆明大戲院首演，由薑桂儂主演。吳宓在日記裡記錄了他讀《野玫瑰》劇本以及觀看話劇時的情形，譬如1941年8月3日，“讀陳銓新著《野玫瑰》劇本，甚佳”。8月4日，陳銓送給吳宓兩張《野玫瑰》的劇票，吳宓邀請女友前往觀看。
陳銓與《野玫瑰》風波（2）
《野玫瑰》受觀眾歡迎，是因為劇情吸引人——間諜鬥爭加三角戀愛。《野玫瑰》寫的是抗戰初期，女間諜夏豔華受政府派遣，打入淪陷區臥底，與北平漢奸頭目王立民結婚。三年後，漢奸王立民前妻的侄兒劉雪樵露面，住在王家與王的女兒曼麗談上戀愛，而劉是夏豔華當年在上海的老情人，於是特異的三角戀愛關係出現了。隨著劇情的發展，原來劉雪樵也是重慶方面派來的特工，他們不但竊取了敵偽情報，而且利用敵人內部矛盾，致使漢奸頭目將偽警察廳長擊斃，自己服毒自殺。最後，夏豔華指揮眾間諜安全撤離。
《野玫瑰》昆明上演成功後，重慶話劇界也開始了排練、演出，由秦怡主演該劇。1942年3月6日到9日《新華日報》打出的演出廣告詞這樣寫道：“故事——曲折生動；佈景——富麗堂皇。”7日到9日的廣告詞則是“客滿，場場客滿；訂座，迅速訂座”。當時的重慶，陳銓的《野玫瑰》與郭沫若的《屈原》是最轟動的演出。
《野玫瑰》演出成功為陳銓帶來巨大的聲譽。國民黨高階將領接見了陳銓，國民黨宣傳部長朱家驊也在重慶宴請陳銓和西南聯大的蔣夢麟、梅貽琦兩位校長，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也觀看了演出。
《野玫瑰》火爆，爭議也隨之而起。爭議的根源在於“戰國策派”學人被指為“法西斯”、“專制政權的幫兇”，創作了抗戰劇《野玫瑰》的陳銓被指為“炮製漢奸理論”。《野玫瑰》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隱藏了‘戰國派’的毒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