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了法西斯思想”。1942年4月17日，國民黨###頒發年度學術獎，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馮友蘭的《新理學》獲得一等獎；金嶽霖的《論道》、劉開渠的雕塑獲得二等獎；陳銓的《野玫瑰》、曹禺的《北京人》、常書鴻的《油畫》等獲三等獎。
皖南事變之後，國共兩黨的鬥爭滲透到文藝領域，《野玫瑰》受到左翼文人的強烈攻擊和批判。“糖衣毒藥”《野玫瑰》獲得三等獎後，在左翼文人的抗議下，國民黨迫於壓力，撤銷了對《野玫瑰》的“嘉獎”。
季進和曾一果在《陳銓：異邦的借鏡》一書中，有《野玫瑰》風波的詳細描述和分析，他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陳銓的《野玫瑰》實際上成了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意識形態爭奪的一個犧牲品。”
即使在昆明寬容的環境下，陳銓的同事也很難接受他的觀點，尤其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論調。陳銓於1943年離開西南聯大，去了重慶，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並被聘為正中書局總編輯。
筆者在寫這篇文章時，由張愛玲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色·戒》，由李安導演、梁朝偉和湯唯主演，正在上映，也是一場女間諜與漢奸的戲。《色·戒》火爆上映的同時，“美化漢奸”的爭議驟起。想起陳銓在昆明誕生的《野玫瑰》引起的風波，彷彿是歷史的一個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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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家的文藝沙龍
西南聯大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教授馮承植，也就是曾被魯迅譽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以詩人特有的敏感與想象力，在《昆明往事》文中寫下了這麼一段激動人心的話：
如果有人問我，“你一生中最懷念的是什麼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繼續問下去，“在什麼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來又最甜？在什麼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後反而覺得更健康？什麼地方書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讀書更認真？在什麼地方你又教書，又寫作，又忙於油鹽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連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昆明。”
這段話可以作為無數“聯大人”的心聲來解讀。
1939年暑假後，馮至辭去同濟大學的工作，任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德語教授。馮至來聯大任教，是外語系主任葉公超的邀請。“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葉公超來訪，說西南聯大的北大方面擬聘馮至為外文系教授，特來和他商洽下學期能擔任什麼課程，並約他為聯大一部分教師組織的《今日評論》寫稿。”
任教西南聯大後，馮至在城內住東城節孝巷內怡園巷。巷口對面是聞一多、聞家駟的寓所。但為了躲避空襲，8月20日，同濟大學學生吳祥光介紹馮至參觀他父親經營的距昆明l5裡的楊家山林場，說遇空襲時可到那裡小住。馮至在林場的一座茅屋中安排了簡單的生活用品，週末便去住兩三天，也常邀朋友們到那裡去玩。
馮至在聯大任教，如魚得水，這裡朋友和詩友很多，經常在一起雅集和聚會。中文系教授楊振聲、朱自清、羅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學長。後來，李廣田、卞之琳也都來到聯大教書。李、卞、馮三人都治外國文學，都是三十多歲，是詩友。在馮至的女兒馮姚平的記憶中，李、卞常到馮家裡來。“卞之琳與眾不同，父親的朋友都穿長衫，只有他總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還戴著金絲邊的眼鏡，我覺得他特別精神，用現在的話說可能就是‘酷’了。常常是來了就坐在桌前，用父親從德國提回來的打字機打字，原來那時他和聞一多正在協助英籍教授白英編輯《現代中國詩選》。”［1］［1］馮姚平《父親馮至在西南聯大》
1940年10月19日，馮至應西南聯大冬青文藝社杜運燮等人的邀請，作紀念魯迅逝世四週年的講演。這是他和學生社團接觸的開始。後來又有“冬青社劉北汜、王鐵臣、江瑞熙請之琳、廣田及餘在福照街大紅樓晚飯”等記載。馮至也時常應邀參加新詩社組織的討論會和朗誦會，並和聯大同學聞山、秦泥等人交往，後成為朋友。
1941年春，馮至在楊家山茅屋裡開始翻譯俾德曼編的《歌德年譜》，詳加註釋。是年11月4日，遷入城內錢局街敬節堂巷，有時也到林場茅屋小住。據馮姚平的回憶，大約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楊振聲建議，彼此熟識的朋友每星期聚會一次，互通聲息，地點就選在位於錢局街敬節堂巷的馮至家。他們每星期有一個規定的時間，聚在一起，漫談文藝問題以及一些掌故。每次來參加聚會的有楊振聲、聞一多、聞家駟、朱自清、沈從文、孫毓馮至家的文藝沙龍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