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南樓、新從華北來昆明準備參加西南聯大入學考試的外省同學，未受過空襲的“洗禮”。當敵機臨空時，尚在樓上陽臺張望，被炸身亡。
日寇的飛機空襲，使得聯大學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聯大師生飽嘗流離失所之苦。我們從陳岱孫先生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住所幾度被炸，幾度搬遷：
我們在昆師、農校又住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後來，金嶽霖先生和我們十幾個同事租了城內翠湖旁邊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長的時間，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襲中中彈被毀。我們收拾餘燼，和另十來個同樣無家可歸的同仁一起遷住清華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門街唐家花園中的一座戲臺，分住包廂，稍加修繕，以為臥室。臺下的池座，便成為我們的客廳和飯廳。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繼侗先生、陳福田先生及我五個人合住在正對戲臺的樓上正中大包廂。幸運的是，我們在這戲臺宿舍裡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聯大結束，不再受喪家之苦。
空襲不僅使他們寢住難安，更給他們的居住環境造成了不少麻煩，給他們居住增加了不適感。《吳宓日記》有不少記述宿舍受震後的情景，茲摘錄如下，以見一斑：
夜中，風。宓所居樓室，窗既洞開，屋頂炸破處風入。壁板墜，桌布亦吹落。彌覺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掃去窗上之積土，悄然安寢。寓舍僅齋頂震破數方，簷角略損，玻窗震碎。及宓歸，飛落之瓦石塵土已掃除淨盡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則本舍僅蕭蘧小室屋頂洞穿方寸之孔。一鐵片落床上。宓室中塵土薄覆，窗紙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這間屋子雖不漏雨，那邊（指聯大外文系教授陳福田）和岱孫的房裡，已經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舉的房裡，溼了一大塊地。……你看，我們這窗子是開敞的，對面板壁上轟炸震破的寬縫，用厚紙糊著的，紙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著視窗進來的過堂風，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陳省身先生已經用他的行李包把視窗嚴密的堵起來，現在風雨一點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初到中國時，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以及蔣廷黻、金嶽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來到中國，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面臨的艱難生活所震驚。他在回憶錄中說：“獲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聯大教職員工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我的朋友，哲學家金嶽霖，經濟學家陳岱孫，英語系的夏威夷美籍華裔教授陳福田都剛剛搬到美國領事館隔壁的老劇場露臺上住，搭起了臨時的活動房屋。”接下來他描述了這些活動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紙糊的天花板上跑來跑去，幾乎從上面掉下來，於是我們談論到買一隻貓，但一隻貓時價為銀洋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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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廟安家
戰爭是長期的，人們沒有抱怨，沒有倦怠，相反，西南聯大的師生精神上都是昂揚的，堅守戰時教育的崗位，做出了最突出的貢獻。
生物學家蔡希陶在黑龍潭的一所小房子裡開設了植物研究所，從事雲南植物種類研究。
光學專家嚴濟慈率領北平物理研究所的員工在黑龍潭一座古廟裡安了家，立即接受了當時軍政部兵工署所需的儀器生產任務，為前線製造了五百架一千五百倍的顯微鏡、一千多具無線電發報機、用於穩定波頻的水晶振盪器等多種軍需用品。
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住在一座潮溼的尼姑庵中，堅守他們建立的營造學社的工作，哪管空襲警報，哪管病體拖身，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團結同仁，堅持對古建築的考察、測繪、研究，致力於學術，半年之內走訪三十五個縣，費正清稱之為“獻身科學的典範”。
梁再冰在《我的媽媽林徽因》文中回憶：“我們在麥地村住在一個尼姑庵中。庵裡供著菩薩的大殿就是營造學社的畫室。其側室是劉致平先生的臥室。我們一家住在同這個大殿呈直角的一間半房子中。媽媽帶著我和弟弟住較大的一間，另外的半間（約六七平方米）被一分為二，後半部為外婆的臥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所在的起居室。”
1942年，美國外交官費正清到昆明看望清華大學的老朋友。他發現清華大學的政治學家張奚若全家住在秦家祠堂，“他（張奚若）睡在供滿靈位的祠堂正殿裡，殿外四周是一個綠樹成蔭的幽###子。”費正清對自己的見聞感到無比震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