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正在開展一場頑強的鬥爭，但是難以持久地堅持下去。你可以想象此種處境———絕望、貧窮、苦撐門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動的漸次削弱。”通貨膨脹產生令人驚愕的反常現象，費正清說，把一支自來水筆送給一位中國教授，勝似送給他一年薪金。
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雖是“部聘教授”，過的卻是“一室之中，同住人豬雞狗；十天之內，歷經春夏秋冬”的日子，常年一件粗布長袍、一雙黑布鞋，簡陋的床、衣箱、書桌，但他嚴謹治學，筆耕不輟，著名的《熱工學》一書就是在跑警報期間完成的，他因其敬業愛崗精神被譽稱“愛國公真陸放翁”。
社會學家陶雲逵（後加入雲南大學社會學系）調查邊疆社會，足跡遍全滇，在少數民族地區研究人類學，測量數千個個案體質，從社會經濟、民情風俗、語言分佈、宗教信仰及地理環境的調查中獲得第一手資料，獲得大量文獻、文物、圖片等，創辦了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誌，被譽為西南邊疆社會研究的拓荒者。在陶雲逵影響下，“魁閣”成了一個研究邊疆人文的社會學派。
費孝通先生在《物傷其類———哀雲逵》中回憶，抗戰時期，他和陶雲逵等人同在位於雲南呈貢魁閣的社會學工作站從事研究，常常因學術見解不同而論辯、切磋。“雲逵住在龍街，我在古城，離魁閣都有一點路程，可是不論天雨泥濘，我們誰也沒有缺席過。”由此可見，那一代學者在戰時一刻都沒有放鬆學術研究。
關於魁閣，還得從敵機轟炸昆明的文化區說起。陶雲逵的陋室恰巧在炸彈旁邊，炸起來的土把棲身之所變成了一個小土丘。陶雲逵找費孝通，費家也被炸得面目全非。他們見面，輕鬆地說：“等了很久了，我們可以變一下了。”費孝通說，“感謝”敵機，如果沒有這次轟炸，雲南大學的社會學研究室也不會搬到鄉下。陶雲逵把邊疆人文研究室安置到他曾經住過的古廟中去，費孝通說“魁閣成了我們研究室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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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住所
1939年9月6日，朱自清和妻子陳竹隱去梨煙村看房子，在外語系教授吳達元家用豐盛的午餐。然後，朱陳夫婦訪房東魏先生，他分給朱自清樓下三間房子，帶一個廚房及一個女僕用的小房間。13日，朱自清將家搬到梨煙村。搬家共用了七個牛車和五個搬運工。
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西南聯合大學規定的教師“輪休”制度，朱自清可以帶薪離校休假一年。朱自清可以有一段完整的時間，從事早已醞釀成熟的對中國經典文獻的學術研究。但昆明物價高得驚人，身為知名教授，亦難養家餬口。計議再三，終於決定遷家到夫人陳竹隱的故鄉成都。1940年上學期，一放暑假，朱自清就離開了昆明，8月4日到達在四川成都租得的、夫人及孩子已搬至此處的家──成都市東門外宋公橋報恩寺內的旁院三間沒有地板的小瓦房。
朱自清在成都休假這一年，編寫了兩本國文教學的教材。
葉聖陶說：“1940年夏天開始，我在四川教育科學館擔任專門委員。工作任務是推進中等學校的國文教學。實在沒有多大把握，除了各縣去走走，參觀國文教學的實際情況，跟國文教師隨便談談，就只想到編輯一套《國文教學叢刊》。叢刊的目錄擬了###種。其中兩種是《精讀指導舉隅》跟《略讀指導舉隅》，預先沒有徵求佩弦的同意，就定下主意我跟佩弦兩個人合作。因為1940年夏天到1941年夏天佩弦輪著休假，在成都家裡住，可以逼著他做。去信說明之後，他居然一口答應下來，在我真是沒法描摹的高興。於是商量體例，挑選文篇跟書籍，分別認定誰擔任什麼，接著是彼此動手，把稿子交換著看，提出修正的意見，修正過後再交換著看：樂山跟成都之間每隔三四天就得通一回信。1941年春天，我搬到成都住，可是他家住在東門外，我家在西門外，相隔大概二十里地，會面不容易，還是靠通訊的時候多。兩本東西寫完畢，現在記不起確切時日了，好像在那年暑假過後他回西南聯大之後，寫的分量幾乎彼此各半，兩篇‘前言’都是我寫的，兩篇‘例言’都是他寫的。”
1941年4月30日，四川省教育廳教育科學館辦《文史教學》，朱自清、葉聖陶、顧頡剛、錢穆擔任編委。
朱自清休假返回聯大任教，仍然住在梨煙村，但妻與子留在成都。過了不久，朱自清由梨煙村遷居至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和幾個同事一起，住清華大學單身宿舍。此時，朱自清已經辭去聯大和清華大學的行政職務，專心從事教學和研究。沈從文多次到朱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