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心，是因為在透過《隱身法案》時並設有連帶透過一項否定人性的法案：少數人寧願冒“隱身”的危險來保護妻兒不受隱身犯的騷擾。沒有人會聽任隱身犯挖出他的眼球，沒有人會容忍隱身犯闖進他的私宅。
正如我已經提到的，有著一些對付這類侵犯行為而又不公然承認隱身犯的存在的保障措施。不過仍然有可能做許多壞事而安然無恙。我無意嘗試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經在一本書裡寫道，“沒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我要加上一句：“對於隱身犯，一切都是可能的和乏味的。”事實就是如此。
令人厭倦的日子在一天天過去，我再也不願扳著指頭數時間了。確切地說，我根本忘掉了我的刑期已經滿了。那一天，我正在房間裡讀書，無聊地從一頁翻到另一頁，突然門鈴響了起來。整整一年它沒有響過。我幾乎忘記了這種聲音的意義。
不過我開了門。他們，代表法律的人，站在那裡。他們一言不發除去了我額頭上的微記。它掉了下來摔得粉碎。
“你好，公民”他們對我說。
我莊嚴地點點頭。“你好。”
“2105年5月11日。你的刑期滿了。你已償清了債。你又回到了社會中。”
“謝謝，是的。”
“和我們去喝一杯。”
“我看不必了吧。”
“這是傳統。走吧。”
我跟他們去了。我的前額現在有一種奇怪的裸露的感覺。我從鏡子裡看，有一處顯得很蒼白，那是曾經打上標記的地方。他們把我帶到附近的一家酒吧，用合成威士忌招待我，不摻水，很兇。酒吧招待衝著我微笑。隔座有個人拍拍我的肩膀；問我在明天的噴氣式飛機賽飛中喜歡誰。
“我不知道，”就這樣告訴了他。
“你真的不知道？我支援凱爾索。4：1打賭。他有可伯的爆發力。”
“對不起，”我說。
“他離開過一陣，”陪同我的一個政府人員輕聲對鄰座說。
這句委婉語的含意是清楚不過的。我的鄰座看了一眼我的前額，對那塊白色疤會意地點點頭。他也提出要為我買一杯酒。雖然我已經感受到了第一杯酒的效力，我仍然接受了。我又成為人類的一員了。我是“可見”的。我再也不敢冷冷地拒絕他了。這有可能再次構成冷淡罪。我的第5次犯罪將意味著5年的“隱身”。我學會了謙卑。
當然，回到可見狀態包含了一個頗為尷尬的轉變過程。要和老朋友們會面，要說許多無聊空洞的話，已經七零八落的關係要一個個去恢復。我在這個城市被“流放”了一年，恢復原狀並不容易。
自然沒有人提起我“隱身”的那段時間。它被當作一種隱痛，最好都不要去提它。虛偽，我這樣想，不過我接受了。他們無疑都避免傷害我的感情。一個人會和一個剛切除了癌腫瘤的人說：“聽說你前不久差點沒命”嗎？一個人會對一個老父親、一個搖搖晃晃前往安樂死室的人說“哈，他是該入土了，對不對？”
不，當然不會這樣說。
於是在我們的交往中存在著一個黑洞、一個真空，或者說一張空白頁。它使得我和朋友們沒有多少話可談的，尤其是因為我已經完全喪失了談話的機鋒。恢復過來絕非輕而易舉。不過我堅持著，因為我已經不再是定罪以前那個高傲而清高的我了。我已經在最嚴厲的學校裡學會了謙卑。
當然，我不時會看到街上走動著個把隱身犯。要想避免遇到他們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對此已經有所訓練，我很快地把視線移開，彷彿我的眼睛瞬間停留在某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怪物上一樣。
然而，到我恢復“可見”的第4個月；我的刑罰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也畫上了一個句號。我已回到了原先工作的市政府檔案局，地點在城塔附近。我下了班正朝地鐵走去，突然人群中伸出一隻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求求你，”一個聲音輕聲說。“等一等。別害怕。”
我萬分驚訝地抬起頭。在我們這個城市裡陌生人從不主動與人搭腔。我看見這個人的前額上有一個閃亮的“隱身”徽記。接著我認出他了——…那個一年多前在一條冷僻街道上我曾主動與他搭腔的年輕人。他變得憔悴了；他的眼神是瘋狂的，他的棕發上灰斑累累。當時他一定是剛開始服刑不久，而現在他的刑期想必就要到期了。
他抓住我的胳膊。我嚇得發抖。這可不是一條冷清的街道。這裡是城裡最熱鬧的廣場。我將胳膊從他手上掙脫出來轉過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