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對這種破壞人民的“天下”，毀壞黨的名譽的“大老虎”，不加以嚴懲，不足以平民憤。
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態度是明確的。早在11月30日代中央批轉華北局《關於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汙案調查處理情況報告》時，毛澤東就明確表態：
“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汙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
中共中央在懲治腐敗的問題上，總體原則是以教育為主，不主張打擊面過寬；能不殺儘量不殺。正像周恩來所說：“對於小的，不能原諒，但在處理時，應採取教育的辦法，自己坦白並經過教育後就算了。”
但是，對於民憤極大的，周恩來也表明過中央的態度：“對於大的，必須嚴辦，從判十年以上徒刑直到殺頭。”
在毛澤東與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討論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大貪汙犯的處理問題時，態度是一致的：不論他們有多大功勞，都是不可饒恕的。劉、張二犯，必須槍斃。
“三反”“五反”（5）
毛澤東的決心更是不可動搖的：“對於這樣的叛徒和蛀蟲，有多少就必須清除多少。清除了他們，不是黨的損失，而是黨的勝利，不是降低了黨的威信，而是提高了黨的威信。”
為充分體現民意，中央決定進一步瞭解群眾對劉、張二犯量刑的想法。
1951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徵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屬部門對劉、張二犯量刑的意見。
地委一級：在家的8位委員一致同意處以劉青山、張子善死刑。
一般黨員幹部：
對劉青山，552名黨員幹部有535人同意判處死刑，有8人認為可以判處死緩，有3人認為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有6人認為應判處有期徒刑；
對張子善，有536人同意判處死刑（比對劉青山時多一人），有7人認為可以判處死緩，有3人認為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有6人認為應該判處有期徒刑。
隨後，又在民主人士中徵求了意見。
毫無疑問，絕大多數人同意判處這兩人死刑。這就是民意。
根據確鑿的事實和民意測驗的結果，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最後決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按照法律程式，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大貪汙犯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死刑，立即執行，並沒收本人全部財產。
剛剛建國，我們太缺少幹部了，就在殺劉、張前後，周恩來還多次說過：建設一開展，幹部和人才就成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幹部不足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畢竟，當年的劉青山才36歲，張子善38歲，都是青春年華。戰爭年代他們都沒有被鋼鐵炮彈打倒；摧毀他們的，是和平時期的“糖衣炮彈”。
毛澤東和周恩來得知黃敬要來說情一事後，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
2月4日，周恩來就劉青山、張子善的處置問題覆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楊秀峰，電文果斷、有力而不容置疑：
“准予將二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並沒收其全部財產。”
處決劉、張的槍聲，始終在中華大地上回蕩，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黨管幹部問題上的果敢決策和高瞻遠矚的風範，至今仍被世人傳揚。共和國的大廈，仍巍然屹立……
解決了劉青山、張子善的問題後，周恩來的心情並不輕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的考驗是多方位的。
開國伊始，鑑於當時的形勢和任務，中共中央採取了不要四面出擊的策略，穩住城鄉資產階級，並制止了一些自發、半自發的對資本家的鬥爭。同時實行了調整公私工商業的措施，挽救了私營工商業的經營困境。
然而，隨著私營工商業的復甦，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軍需訂貨猛增，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性充分地暴露出來。他們極力擺脫國家的控制，甚至違法謀利。許多不法工商戶大肆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並且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些現象，在1951年前後越來越嚴重。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國私營工業的戶數增加了11％，生產總值增加了39％，私營商業的戶數也增加了％，批發額增加了％，零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