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額增加了％。新中國剛剛建立，資本家便獲得了高額利潤，許多資本家在這一年中大發橫財。
那些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仍然感覺到不滿足，他們發財的慾望變得更加貪婪，以致置國家的政策法規於不顧，開始大肆地偷稅漏稅。部分調查表明：天津市在1807家納稅戶中，有偷稅漏稅行為的佔82％；老牌商業城市上海更嚴重，在351家納稅戶中，有偷稅漏稅行為的佔99％。偷稅的稅額也相當巨大，一般佔應付稅款的50％，有的甚至高達80％。
與此同時，為了賺錢，許多資本家使盡了一切不正當的手段：
——盜騙國家資產，買空賣空，虛報成本，提高價格，隱匿應由國家沒收的敵偽財產。
“三反”“五反”（6）
——偷工減料，甚至在承辦抗美援朝軍用物資中，有的用廢膠、次膠製造一穿就斷底的膠鞋，用方鐵等製造一撞就斷裂的鐵鎬，用油桶皮製造一鏟就捲刃的鐵鍁……這些東西賣到了志願軍手中；還有的喪盡天良地用臭牛肉、壞牛肉、死豬肉製成罐頭，用壞雞蛋、胡蘿蔔粉製成蛋粉，用發黴的麵粉製成餅乾，在鹹菜中摻進沙子，供應朝鮮前線，使志願軍不僅不能吃飽吃好，甚至中毒致死；更有甚者，用從屍體上和垃圾堆裡拾取的腐爛棉花製成急救包，以高價賣給志願軍。志願軍用了不法奸商製造的劣質青黴素等藥品和帶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搶救傷員時，非但無效，而且造成不該得到的終身殘疾，甚至因此而犧牲。
——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和行賄。為了獲取經濟情報，資本家先是透過所謂的“交朋友”，稱兄道弟，捧場拍馬，拉拉扯扯，請吃請喝，請看戲打牌跳舞，建立“感情”，然後送東西，由“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發展到送珍貴藥品、衣料服飾、成套傢俱、鈔票、佣金、回扣、股票。他們施用了各種計謀，甚至“美人計”，一步步地將一些國家幹部腐化成為資產階級在政府機關裡的代理人。一些反動的資本家還大言不慚地稱自己的商店“就是幹部思想改造所”。
與來自黨政機關內部的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這“三害”不同，工商界出現的問題則是來自外部的威脅。這些被人們稱為“五毒”的東西，它像白螞蟻一樣迅速繁衍，同樣啃噬著共和國的房梁。
“三害”不除，禍國殃民；同樣，“五毒”不消，國無寧日！
周恩來在考慮除“三害”的同時，眼光密切關注著“五毒”的動態。
上海是“五毒”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除“五毒”得從上海開刀。
進入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召開全市代表會議，華東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許滌新在大會上作報告，毫不客氣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不法行為。市長陳毅對許滌新的報告大加讚賞。陳毅早有同感，曾說：“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很多不法分子，別具肝腸，另做打算。在他們獲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經濟上的高額利潤之後，他們不但不感激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而竟忘恩負義地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猖狂地進攻。”
經陳毅同意，許滌新的報告在上海《解放日報》頭版全文刊登。
這份報告，引起了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高度重視。
這年11月下旬，許滌新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統戰會議，接到周恩來秘書的通知：“總理要找你談話。”許滌新預感，此時總理約見，必有要事。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12月5日和9日，周恩來兩次約見許滌新，詢問上海工商界的情況。許滌新和盤托出。周恩來陷入深思。資產階級為追求暴利，力圖擺脫國家的管理和國營經濟的領導，這一問題越來越嚴重！絕不可等閒視之。
周恩來嚴肅地對許滌新說：
共產黨對資本主義政策是既有利用又有限制的。
第一，不能孤立地講公私兼顧，而一定要在服從國家經濟領導的條件下講公私兼顧。
第二，不能抽象地講勞資兩利，而一定要在承認工人階級領導的前提下講勞資兩利。
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產，而一定要逐步實現國家生產總計劃的領導。
第四，不能容許謀取暴利，而只能在國家規定的限度內或議定的價格內取得合法利潤。
第五，不能容許行賄、欺詐、偷漏、盜竊、引誘等犯法行為繼續發生。
周恩來還強調：
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有黑暗的一面……必須加以限制，使其服從國家生產計劃。統購、統銷、議價等都是對資本主義的限制。我們不諱言限制資本主義。我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