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全面好轉；在黨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方面，把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納入國家法制的軌道，引導他們看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團結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業者。
看到這些成績，很久以來與周恩來一樣心情沉重的毛澤東稍稍鬆了一口氣，拿起筆在周恩來的信上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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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衝樽俎（1）
折衝樽俎，求同存異，“外交不過是‘文打’而已。”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國共產黨終於領導全中國人民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真正意義上的“紅色中國”——一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開始以她那紅色政權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從此，新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也開始在國際舞臺上颳起一股體現中國共產黨外交風格的“紅色風暴”。
11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這天，周恩來以總理兼外交部長身份來到會場，發表了《新中國的外交》的重要講話。
新中國按照什麼樣的外交思想搞外交？
周恩來回答非常明確：
外交是一門系統化的科學，蘇聯的外交學可以借鑑一部分，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學只能取得一些技術上的參考。我們應當把外交學中國化。
新中國外交部的任務是什麼？
周恩來回答簡明扼要：
我們現在的外交任務，是分成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我們在鬥爭營壘上屬於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鬥。另一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敵視我們的，我們同樣也要敵視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
簡單地說就是：“一面是聯合，一面是鬥爭。”
周恩來深知，外交搞好了是一門藝術，它絕不是隻憑信心就能搞好的。為此他又交代了一些如何聯合和如何鬥爭的策略。他細心地給麾下的外交新兵們傳授了經驗：
在開闢戰場之初，應當在工作中鍛鍊培養，要求每一個同志一切從學習出發，不要驕傲，不要急躁，不要氣餒。……同時還要有紀律，外交同軍事一樣，外交不過是“文”打而已。
我們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影響戰鬥，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一切都要事先請示、商討，批准後再做，做完後要報告，這一點很重要。
新中國奉行什麼樣的外交方針？世界各國都在關注著。
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格局中，在新中國所面臨的特殊歷史環境下，毛澤東和周恩來毫不猶豫地提出：新中國外交的總方針是“一邊倒”——鮮明地倒向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邊。
這一點，周恩來明確地告訴了新中國所有的外交官們。
為了使大家對這個簡明扼要的“一邊倒”不至於產生誤解，周恩來曾經多次指出：“一邊倒”並不是依賴別國，“不能夠存在依賴心理，應以平等精神來合作”。
剛剛建國，在“一邊倒”政策確定下來後，毛澤東就決定出訪蘇聯。這次醞釀已久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首次出訪活動，主要是由周恩來主持籌劃的。
1949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大會召開後的第三天，周恩來約見剛到北京就任一個月的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
周恩來告訴羅申：“毛澤東主席準備去莫斯科參加斯大林70壽辰慶祝活動和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還打算提出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問題。”
他請羅申儘快轉告蘇聯領導人。
得到訊息的蘇聯領導人自然非常高興，因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又多了一位兄弟。他們迅速給予了肯定的答覆。
11月13日，周恩來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和參贊曾湧泉的電報，告知：毛澤東主席將於12月初訪問蘇聯。
12月6日，周恩來和劉少奇、朱德等人前往北京火車站，歡送毛澤東一行出訪蘇聯。新中國首腦的第一次出訪行動，自然任重而道遠。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商定：由我先行一步，一方面為斯大林祝壽，另一方面與斯大林商談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問題。如何達到後一目的，恩來將隨後前往莫斯科。
毛澤東欣賞周恩來的外交才能，他心裡清楚，在外交談判方面，周恩來比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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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衝樽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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