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些難為情，真沒想到周總理能在這麼忙的時候擠出時間來見我。看來，這件事唯獨對我一個人說了，這樣也好，我的思想事先也有個準備。”在回憶一些幾十年前的往事時，斯諾還說：“像周總理這樣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盡的精力，有剛強的意志。”
11月1日上午，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第149次全體會議，作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他在講到對赫魯曉夫下臺的態度時說：我們的態度，第一，歡迎，拍賀電支援。第二，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第三，要觀察一個時期。第四，在一些國際會議上，必要時還要同蘇聯爭一爭，該反對、該棄權的我們還要反對、棄權。他還說：目前國際形勢大好，我們國內的工作更要做好。下去工作的人要蹲好點，總結好經驗；留在家裡的人一定要抓好生產、分配、收購、救災等工作。
1日中午，周恩來到機場迎接馬裡總統莫迪博·凱塔及其夫人。在機場休息室，周恩來又一次見到也來參加歡迎儀式的契爾沃年科。契爾沃年科傳遞了蘇方安排方面的一個變化了的資訊：在11月6日慶祝十月革命節大會上，蘇方經過重新考慮，改為不安排外賓在慶祝大會上講話。儘管周恩來對此安排有些遺憾之意，但他還是從良好的願望出發說：“事情的變化已有了一個開端，總應該希望會一步一步地好起來。”契爾沃年科也誠懇地說：“祝周恩來同志莫斯科之行順利成功。我們真誠地希望，您的訪問將成為中蘇關係中的轉折階段。”
的確，中共中央和中國黨政代表團是抱著“希望會一步一步地好起來”的良好願望來對待這次重大行動的。當天，周恩來還仔細地審閱修改了《中國黨政代表團同蘇共接觸時的一些方針政策問題》等有關檔案。
從11月1日至4日，在出發前的這段緊張而短暫的日子裡，周恩來接見或陪同外賓的活動就達18次之多。
11月3日，周恩來在接見英國貿易大臣道格拉斯·賈埃時，以一種良好的願望談道：“我們對蘇聯新政府的看法是：赫魯曉夫被蘇聯黨和政府撤職是一件好事。這種撤職不能不影響到蘇聯的政策，因此，這是蘇聯國內、國際關係變化的開始。”在談到中英貿易時，他請大臣回國後告訴首相：中英貿易要克服障礙。我們很願意進口裝置、器材、儀器，但限額、禁運使貿易受到限制；我們願意相應地供應你們需要的商品。賈埃說，他已經向中方負責外貿工作的葉季壯等人談過希望消除障礙，減少限制的問題。在這次談話中，賈埃直率地談了這樣的看法：“我看你比我更瞭解英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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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團結（4）
11月4日，周恩來和羅瑞卿專程前往上海，歡迎訪問朝鮮後回國途經上海的印尼總統蘇加諾。上海之行，是他出訪之前最後未辦完的一件大事。他在上海的活動，安排得非常緊張，除當日與蘇加諾會談外，他還在晚間舉行盛大宴會，歡送蘇加諾總統。
1964年11月5日，北京已是深秋時節，天有了很大的涼意。這天清晨，當週恩來從上海飛回北京時，西郊機場的寒風撲面而來。他知道，北邊的莫斯科此時已是大雪紛飛了。從機場出來，周恩來急匆匆趕回中南海，因為離他出發前往蘇聯的時間，只剩下幾個小時了。他根本來不及休息，收拾一下行裝，安排好工作，便再次來到機場，和賀龍登上了北去的飛機，率中國黨政代表團飛往莫斯科。
代表團成員除了團長周恩來和副團長賀龍外，還有各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劉曉、伍修權、潘自力、喬冠華、姚溱、餘湛以及其他隨員共五六十人，這樣強大陣容的代表團，顯然不是去進行禮節性的訪問，而是有著更高的目的和任務。隨行的伍修權後來這樣說：
我們代表團赴蘇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蘇共新領導的態度，希望他們能改弦更張。同時還想解決一個具體問題，即赫魯曉夫當權時曾透過一個決定，預定於1964年底召開一次實際上是圍攻中國黨的國際會議；蘇共新領導上臺後，將這次會議改期到1965年3月召開。我們是反對召開這個會議的。現在赫魯曉夫已經下了臺，我們希望將他過去決定的這次會議取消。
為壯其行，中共中央派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專門到機場為周恩來等代表團成員送行。同機前往的還有以范文同為首的越南黨政代表團。
在飛行途中，周恩來與范文同一路會談，在估計到達蘇聯後的情況時，有喜有憂。周恩來說道：關於蘇聯的內部情況，我們也不大清楚。從公開報紙看來，《真理報》同《紅星報》的調子有些不同。《真理報》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