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繼、流血犧牲換來的新中國，卻被一夥上竄下跳、胡喊亂叫的野心家和被他們利用的紅衛兵攪得混亂無序。
在“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下，政府總理周恩來的工作極度困難。然而，他必須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黨和政府的權威來對付無政府的胡鬧。
一場政府權威與無政府狀態的艱難對抗開始了。
自從全國的紅衛兵開始“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大串聯後，本來就不堪重負的交通運輸工具在紅衛兵大串聯的熱情中彷彿得到了賴以執行的熱源，在艱難地執行著。然而，它的背後卻潛伏著極大的危機。其中，鐵路交通運輸受到的衝擊更是前所未有的。幾乎任何一輛列車上，都擠滿了蜂擁而上的人群。客運量的猛增，嚴重的超載，使鐵路運輸設施遭到極大的破壞。
周恩來憂心如焚。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澤東已經先後八次接見了外地來京串聯的師生和紅衛兵，僅受到最高領袖接見的外地師生和紅衛兵人數就達1100多萬。
如此巨大的人員流動潮，潛伏著重大的事故隱患。這是周恩來早就預料到的。為使鐵路交通命脈不至於中斷，周恩來親自坐鎮指揮鐵路運輸。他每天都要親自看《鐵路運輸簡報》，早晚都要找有關負責人開會，瞭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對策。無論哪個地方交通中斷，他都要親自打電話追問，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地勸說、教育或批評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晝夜。
當時的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對總理直接管鐵路一事記憶太深刻了，他後來回憶：
八次紅衛兵串聯，都是最困難的時候。那時，總理幾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會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飯都沒吃，到那裡臨時吃點飯。我也沒吃，到那與總理一起吃點麵條。總理問我運輸的情況後，就指示哪個列車可以出去，哪個列車可以進來。我就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