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以後,由於林彪一夥加緊了對賀龍在政治、生活和醫療等各個方面的迫害,周恩來失去了與賀龍的聯絡。賀龍被列為專案審查物件,完全受林彪一夥控制。
1969年6月9日,賀總被林彪一夥迫害致死。
得知賀龍被害死的訊息,周恩來悲哀至極。賀龍是他極力想保住的人,卻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能保住。一場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來推向了內心痛苦和焦慮的深處。
直到賀龍平反以後,在1975年6月9日中央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才得以向這位逝世已經6週年的老戰友“當面”表達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來抱病參加“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聲音顫抖地對薛明說:“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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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棟樑(9)
帶著簇簇地流下來的眼淚,周恩來站在賀龍的骨灰盒前,深深地、連續地向賀龍鞠了七個躬……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以所謂“革命”的名義進行的全域性性的內亂運動,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且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內亂。在這樣的內亂中,周恩來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對維護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的運轉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也保護了一大批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護住了,而有些人(包括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領導人)他卻無力保護住……
對劉少奇的冤案,就是周恩來最感到無能為力的一件事。儘管周恩來在關心、保護劉少奇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打倒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標。“打倒劉少奇”,既有毛澤東的支援,又有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詭計。在這一問題上,周恩來被推上了極為困難的境地。
周恩來的心情是極其複雜而痛苦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透過“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之前的那天晚上,周恩來整夜未眠,在屋裡來回踱步,焦思和困苦糅合在了一起。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周恩來不得不違心地同意;在全會上,他也不得不違心地談到劉少奇的“罪行”。
英籍作家韓素音曾透過引述鄧穎超的話,描述過周恩來的心態:
1977年,我問鄧穎超說:“我也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東西。他目前已恢復名譽。當時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確實的材料。現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開道歉?”
鄧穎超回答說:“有什麼必要?你沒有反對過他。你是聽信了我們。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檔案是由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
……
周恩來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對開除劉,對他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所有人——我說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層領導,包括周的妻子鄧穎超在內——都同意這一看法,周恩來有些行動“是違揹他自己的心意的”。譴責劉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這樣做,他24小時之內就會被攆下臺。中國就會成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韓素音還透過引述斯諾的話,說明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態度:
1970年10月的那天晚上,周對1936年以來就相識的斯諾講了他困難的處境。周說:“我身邊沒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個也沒有剩下。”他詳細地談論了這段像洪水氾濫一樣危險的歷史,感情上的創傷,每次巨大的###帶來的苦難。在談論過程中,他提起了“劉少奇同志”。
斯諾對我說:“‘同志’?劉已經不是同志,他兩年前就開除出黨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驚,一開始我還沒有弄懂其中的含義。”
這就是周的自白,說明他並不同意開除劉的決定。
斯諾又對我說:“周那天晚上疲憊不堪……由於悲傷,也許由於內疚。他知道我不會把他所說的話統統寫下來。我不會辜負他對我的信任。”
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處境、心態和作用,鄧小平後來又在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說:
“‘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