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
為支援國務院的工作，劉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文，該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於6月20日發表。社論強調：
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
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
社論側重指出：
在最近一個時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計劃定得太高了，沒有充分考慮到實際的可能性。這是在反保守主義之後所發生的一種新情況。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社論直言不諱地批評黨內許多同志在去年開展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釋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後，在其頭腦中產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進的思想。批評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就把一切事情辦好”。
反對冒進（7）
社論還有所指地說：
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
這種坦誠地承擔責任和反冒進的態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來、陳雲等人的正確主張。
但是，反冒進的矛頭，直指“上面”，直指“領導幹部”，直接對著毛澤東有關加快建設步伐、反對保守主義的要求。這是毛澤東不能同意的。這一點毛澤東早就看出來了，社論初稿送給他看時，他只批了三個字：“不看了。”這三個字中所隱含的不悅，當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後來，毛澤東曾專門讓人向中央工作會議印發這份社論的摘要，為表明他對這篇社論的強烈不滿，他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毛澤東真是“一針見血”。只因為反冒進的要求終究是基於實事求是的考慮，來自於實際工作的切實需求，所以得到了黨、政府、人民代表大會和廣大黨員幹部的支援。對此，毛澤東也只好暫時忍耐。
在反冒進的經濟工作方針指導下，從1956年下半年起，我國經濟建設又開始逐步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為下一步的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藉助反冒進的成果，1956年7月以後，周恩來等國務院主要領導人開始著手修訂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二五”計劃自1955年8月開始編制以來，幾經波折，由比較接近客觀實際，到超過客觀需求居高不下，再經過小修小改，多次折騰，到1956年6月份，國家計委提出經過修改的“二五”計劃第二方案仍然不盡人意，財政收支、物資供應等根本無法平衡，最後，整個編制工作不得已陷入困境。
時不待人，9月份，中國共產黨將要召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將要在會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時間緊迫，必須儘早定下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二五計劃各項指標。
周恩來和陳雲排除重重困難，不斷找各部委負責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進方案中過高的指標降下來，形成新的二五計劃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來連續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二五計劃的第二方案。
在3日的發言中，周恩來指出：第一方案冒進了。對今天討論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細算，要搞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這就需要打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要大致準確。為此，第二方案確定2600億元的財政框框可以推翻。大家要注意三個問題：生產收入、基建開支要平衡；基建投資要有個限制；預算收入不能應付支出，要減只有減國防和基建。
4日，在國務院會議討論以後，周恩來等人又到毛澤東處詳細討論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數字和方針。數字如何定，與計劃方針有著密切的聯絡，周恩來在會上對數字的壓縮做了耐心的說明。
5日，周恩來繼續在國務院常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