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上就壓縮冒進數字等問題發言，他誠懇地說：
第二方案既然是為了貫徹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方針，那麼，提出在1962年糧食產量達到5500億斤就有很大虛假，是很不可靠的。如果把1957年的產量設想為4125億斤，那就要遞增6％才能實現，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有兩年歉收，以實際計算每年只遞增％。雖然合作化後農業生產的積極因素增加了，但消極因素並未減少，水、旱、蟲災總要起作用……
周恩來不斷地強調：農業生產指標算高了，其他一系列數字都受影響。搞假象是不好的，是危險的。在財政收支指標上，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長，是有困難的，應該壓下來。
會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家計委根據綜合平衡，留有餘地，繼續按精打細算的原則，全力編制二五計劃方案，以便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搞出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
反對冒進（8）
經過近一個月的艱苦工作，到7月下旬，國家計委又拿出了二五計劃的第三方案。此時，酷暑已至，毛澤東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來不斷來往於北戴河和北京之間，反覆討論修改二五計劃方案。
8月3日至16日期間，周恩來和陳雲在北戴河多次主持召開有關會議，討論修改二五計劃的第三方案，並進一步調整和核實各項指標。
經過反覆磋商、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修正稿）》已具備雛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修改建議草案時，注意到了“多、快、好、省”這個口號的消極作用，他針對人們在冒進情緒下只看重和追求“多”與“快”，忽視和忘記“好”和“省”的實際情況，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將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刪除。這是周恩來在反冒進中最為勇敢和極具挑戰精神的行動之一。
然而，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這一行動引起了毛澤東內心的不快。毛澤東欣賞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進”；而這一時期周恩來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澤東不便馬上表明自己的不滿。
幾乎與編制二五計劃同時，為了做好“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的銜接工作，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抓緊編制。因為在中共八大後，他還將向八屆二中全會作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來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受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於16日向大會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在周恩來的報告中，的確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在談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時，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則是：“使計劃既積極而又穩妥可靠”。
報告最後的要求是：全黨同志要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糾正我們工作中的主觀主義思想和官僚主義作風”。
這次大會的成果是可喜的。大會根據國內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做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八大以後，周恩來進一步抓緊領導制定1957年年度計劃。但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最初也是一個冒進的坯子。原先各部門各地區向國家經委提出的基本建設投資額高達243億元。根據國務院的要求，經委把投資額壓縮到150億元時，各部門各地區堅決反對再往下壓。
周恩來知道這一情況後，曾對秘書範若愚說過：“這樣搞計劃不行，仍然是冒進的。我要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一講有關問題。”
為從理論上解決人們的冒進思想，他讓範若愚替他查詢馬克思關於“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一段話的出處。範若愚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找到了這句話。周恩來從“老祖宗”那裡得到了理論上的根據。
為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透過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從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來先後10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