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中國歷史中。第一位法家人物是管仲,他輔佐齊桓公,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政策,此舉為齊國獲得巨大財富,兵不血刃而成為春秋五霸第一霸。管仲最著名的是尊王攘夷下的“右石壁謀”:管仲讓齊桓公帶著一塊齊國特產的“彤弓石壁”覲見周天子以表衷心,並勸說周天子各諸侯國應都帶這樣的石壁來覲見,不然就是叛逆。各諸侯只能滿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到齊國買“彤弓石壁”,齊國則對石壁大幅提價,因此發了大財。此事還因尊王攘夷的口號而得到孔子的大加讚賞,《論語》中記載:“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在這次事件標誌著春秋開始。這之後齊國多次如此操作,對周朝的禮樂制度造成巨大沖擊,齊國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則以第一位法家代表出現在史書中。
越國范蠡經濟調控手段。米價低時國家按基準價購糧。以米價上升到基準價時停止;米價高時國家按基準價拋糧。以存量拋光為止。鄭國子產在鄭國進行內政改革,頒佈相關法令,包括整理田制。整頓貴族田地和農戶編制,建立土地私有產權登記系統,按田畝徵稅等等。子產使用二百斤鐵鑄造一個鼎器,把新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放置於王宮門口,讓百姓都知道新刑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刑鼎”。商鞅重“法”,申不害則重“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為了防備大臣操縱權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議最高統治者必須用術,君主應以“獨視”、“獨聽”、“獨斷”的手段來實行統治。他認為,“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機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個人的言論和主張可以決定國家的興亡,表明了**獨裁主義的思想。慎到是法家中強調“勢”治的一派,主張君主可以“握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他從“棄知去己”的觀點出發,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他以法為最高準則,提倡“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君臣》),強調“法”必須和“勢”相結合,把君主的權勢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謂“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但他又認為國家的存亡並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決定。“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認“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提出“守法而不變則衰”。戰國末期的韓非集秦晉法家思想之大成,將“法”、“術”、“勢”三者糅合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將法治理論系統化。他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剪除私門勢力;“以法為教”,厲行賞罰,獎勵耕戰。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主張在政治與治國方術之中,“勢”,即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政治權術。一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法律與規章制度。韓非子認為“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執法公正,這是“法”;君王駕馭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法捉摸,這是“術”;君王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是“勢”。
可以說,法家的歷史哲學觀相對於其他哲學流派完全是一種全新革命的觀點。儒家墨家道家三家雖然思想主張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種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歷史在逐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回到古代。這就是三家的“歷史退化觀”。三家的這種觀念,來源於中國依循過去經驗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大多是農民,農民通常被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外出旅行。農民種地,按時令變化耕耘種地,只需憑藉過去經驗,遇到新事,就想過去有什麼經驗可以依循。孔子喜歡援引古代權威周文王和周公來支援自己的學說,這對後世韓愈等許多哲學家有較大的影響。墨子與儒家爭辯,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為能凌駕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堯舜,傳說中比夏禹更古老的聖王。道家為能勝過儒家和墨家,請出伏曦、神農等三皇五帝比堯舜更早幾百年。法家是先秦各哲學流派中最後出現的一派。他們認為。每個時代的變化都有其不得不變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現實地對待當今世界。古代的人民比較淳樸,只是當時物質條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於當代人民。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曾對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