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透過刑法的內容，可知王族貴戚的墳墓，受到特殊的保護。而看守者在盜墓現象發生後也要受到嚴厲處罰，也是值得注意的。從《明史》的記載看，當時法律有嚴治“盜墓之罪”的原則。而《大清律例》有關於“發冢”的內容，對三十六種情形分別處罪。其條例計二十二條，內容備極詳密。
據《新唐書》記載，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因安祿山、史思明於此初起反叛，而當地民眾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於是“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然而適得其反，以致“眾滋不悅”，使民意更為傾向安、史而背離朝廷。這正是因為“發墓毀棺”的做法過於極端，與民眾傳統情感習慣不相合的緣故。《舊唐書》也記載，張弘靖“發（安）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民眾的“不悅”，民眾的“失望”，都表現了一種對於“發墓毀棺”的做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傾向。
《南史》記載，傳說張騫墓有人慾盜發時，就聽到作戰時的鼓角聲，盜墓者不得不驚退。宋人程大昌在《考古編》寫到：“史載溫韜概發唐陵，獨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史書又頻繁可見盜墓時遇大蛇圍繞、崩雷晦雨等異象的記載。如果有人不畏懼這種保護墓葬的靈異警示，常常會遭致嚴酷的懲罰。《異苑》寫到，士燮墓常濛霧氣，屢經離亂，沒有人敢盜掘。晉時地方官溫放之前往發掘，在回程中即墜馬而死。袁枚《子不語》有“掘冢奇報”條，說“以發冢起家”的朱某發富人墳，石槨堅不可開，於是糾同僧人誦咒開槨，“誦咒百聲，石槨豁然開，中伸一青臂出，長丈許，攫僧入槨，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墜地，琤琤有聲”。朱某後來也“以訟事破家，自縊於獄”。類似表現盜墓惡報的故事還有許多。這一現象，也是民間否定盜墓的社會輿論傾向的一種反映。
回過頭，我們再來探討李世民的昭陵，如果不是它殉葬品的繁多，它不可能遭到被盜挖的下場。在昭陵上，我們引申出盜墓的問題，無非是因為昭陵符合了盜墓賊的心理。無論世界發展到什麼程度，盜墓賊的最初動機都是為了獲得財寶。由此想見，李世民為自己營建的昭陵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是愚蠢至極的。雖然，他依山而建，但世間萬物總有滄海桑田的那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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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與武則天：盜不了的墓
在中國曆代帝陵中，乾陵是唯一兩個性別的皇帝——唐高宗與武則天——葬在一起的皇陵，在世界上也是僅有的。它也是唐朝諸陵中唯一沒有被盜墓賊光顧的皇陵。關於它的命運，無論傳說還是正史，都有說不完的話題。
兩個術士的把戲
唐朝李氏因要和道教李耳攀上親戚，所以十分信奉道教，這就不可避免地使道士們在唐朝很吃得開。在有關道士的傳說中，唐朝初年的袁天罡與李淳風可謂出盡了風頭。有著神秘色彩的乾陵自然也就跟他們兩人扯上關係了。
據說，唐高宗李治繼位的第二年就派出這兩人為他選一塊墓地。當時，袁天罡是著名的星相學家，李淳風是掌管天文曆法的太史令。兩個人得到命令後分頭行動。
袁天罡先去江南走了一圈，發現並沒有好地方，而李淳風比較聰明，他跑到唐太宗昭陵的附近尋找風水寶地。在昭陵東面，他轉了很久也一無所獲，於是就轉到西邊去找。可就在那天晚上，袁天罡來到了昭陵西邊的一塊地方，拿出羅盤測試，大喜，就把一枚銅錢埋在那裡然後回去覆命了。第二天中午，李淳風才慢慢地來到那個地方，捻指一算，也大喜，就把一根針扎入土中而返。
李治聽二人在同一方位選中了風水寶地，就命老臣長孫無忌去複查。長孫無忌按照兩人的指示，來到了一座叫梁山的山上，他向下一望，大吃一驚。此山生得好生奇怪：正南向北就像一位少女裸坐在藍天之下，兩條大腿左右翹起，一對乳房堅挺對稱，梁山主峰下的蒼松翠柏彷彿是少女柔軟飄逸的長髮。長孫老頭來到了袁、李二人所示之地撥開伏土一看，又是大吃一驚，原來李淳風的針正紮在銅錢的圓孔之中，絲毫不差！後來，這裡就成了傳說中的墓道口。
長孫老頭回到京城把他“大吃兩驚”的事情告訴了李治，李治大喜，就命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