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剛剛來京時人生地不熟，一要扎堆兒居住地界便宜，二為南方人服務和照料方便相關，就和現在北京城邊的“浙江村”道理相似。
遊走在八大胡同的前生之中（3）
八大胡同，其實在明朝就已經是妓女所在之地，當時的皮條營、胭脂衚衕、百順衚衕和韓家潭，都有一些妓院，一代名妓玉堂春就住在百順衚衕和皮條營之間的蘇家大院（遺址現在還在）。只是，一花不是春，獨木難成林，那時八大胡同尚未成氣候，中心便不在這裡而被內城神氣活現地獨霸。八大胡同，最終能夠取代了東西兩城這些勾欄、粉子、堂院，而伸展了婀娜的腰身，形成了規模，獨佔了鰲頭，是到清朝晚期。一條衚衕，一塊地盤，同一個人一樣，也是有生命的，需要時間和時機，需要天時與地利，才能夠讓它應時應運，如梨花一枝春帶雨地悄然綻放。在北京以後的歷史中，再也不會出現如八大胡同一樣的街區了，而在當時，它的地位與作用也和它的前朝前世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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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公堂子到徽班進京（1）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既然八大胡同在明朝就有了一定的基礎，且有一代名妓玉堂春在那裡坐鎮、掛頭牌，為什麼到了清朝伊始之時，沒有繼續發展而蔚然成為氣候，而是一直拖到晚清才又忽然想起了它，挖掘舊墓一樣重新開掘了它呢？
這得從清世祖進京之後立下的規矩說起，那時是禁止嫖妓的，特別是禁止官員嫖妓。康熙大帝立下###：嫖妓的官員，為首者斬，從者發配到黑龍江；嘉慶皇帝也立下這樣的法：嫖妓者，杖打八十，並將其房屋充公。一直到了光緒時，還有這樣的法：嫖妓者，判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的拘留，或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的罰金。
我們可以看出，那時候，特別是清前期，有這樣的法律存在，一方面說明妓女並沒有形成氣候，八大胡同便也沒有形成氣候。另一方面說明，清政府的法律在逐漸地鬆動，為以後八大胡同形成氣候與陣勢，埋下了伏筆。
但是，即使清政府法律最嚴厲的時候，也只是禁嫖妓，並不禁玩相公，所以那時的官員便劍走偏鋒，改玩妓女為玩相公，並且，競相攀比，相當厲害。官府和私宅養戲班子成風，在八大胡同一帶，相公堂子更是相當盛行。道光八年作的《金臺殘淚記》中，曾經記載當時八大胡同的情景：“每當華月照天，銀箏擁夜，家有愁春，巷無閒火，門外青驄嗚咽，正城頭畫角將闌矣。當有倦客侵晨經過此地，但聞鶯千燕萬，學語東風，不覺淚隨清歌並落。嗟乎！是亦銷魂之橋，迷香之洞耶？”如此興旺的男妓業或曰同性戀業，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男色之風，始見於《尚書》，大淫於六朝，清代則是於它們的繼承，當時不止一本書中記載，說是：“泣童割袖之風，盛行於今”，“京師士大夫，一時好談男色，恬不為怪。”乾隆年間詩人蔣士銓曾作詩諷刺：“朝為俳優暮狎客，行酒燈筵呈顏色。士夫嗜好誠未知，風氣妖邪此為極。靦然相對生歡喜，江河日下將奚止？不道衣冠樂貴遊，官妓居然是男子。”
《燕京雜記》中介紹那些“相公”的主要成分——優童的來源時說：“京師優童者甲於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數十，其色藝甚絕者，名噪一時，歲入十萬。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優童大半是蘇揚小民，從糧艘至天津，老優買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態豔妝，逾於秦樓楚館，初入都者，鮮不魂喪神奪。挾資營幹，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歸者。”
《燕京雜記》中還記載了當時優童居住的地方，是非常講究的，比日後的妓女待遇要高：“優童之居，擬於豪門貴宅，其廳事陳設，光耀奪目，錦幕紗櫥，瓊筵玉幾，周彝漢鼎，衣鏡壁鐘，半是豪貴所未有者。至寢室一區，結翠凝珠，如臨春閣，如結綺樓，神仙至此，當亦迷矣。”可見那時的風氣。這樣地講究，與其說是為了那些優童，不如說是為了那些貪戀相公的達官貴人。
所謂相公，是從“像姑娘”衍化而來，指的就是男妓。那時上等的相公，是非常講究的。《清稗類鈔》裡專有記載，他們從小就要做一番特殊的打理和培養，成本比上等妓女還要高：必須挑選那些“眉目美好，皮色潔白”的幼伶，大多選自蘇杭和皖鄂一帶，先要教戲三兩折，學戲中女子之語之步之態，然後，每天“晨起以淡肉汁洗面，飲以蛋清湯，餚饌亦極醴粹，夜則敷藥遍體，唯留手足不塗，雲洩火毒。三四月後，婉好如好女，回眸一顧，百媚橫生。”“像姑娘”——相公，就是從此而來的。
最初的相公很多都是戲子，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