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專業77級，是《世界博覽》的開創者，有豐富的國際編輯經驗，她主編的雜誌為我提供了學習寫作的場地。最近一本書《一個人的遠行》的主編江林，也是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畢業的，曾任《解放軍報》記者。她們都自謙她們上過的新聞專業不好玩兒，我的胡言亂語好玩兒，不同於國家通訊社的“新華體”。我本來就是新華社的攝影記者，根本達不到新華社文字記者的專業水平。我所說、所寫不過是我照片說明的延伸，是“鴨眼”看世界。
《北京青年報》記者安頓這麼認為：鴨子幹出許多驚世駭俗的壯舉得益於他的眼睛和嘴。倒不是因為這兩個“零件”長得好，而是因為它們的結構與眾不同。鴨子眼球的軸突與其他動物不一樣。別的動物看到的什麼都比自己大，所以第一反應通常是恐懼。而鴨子正相反，看什麼都比自己小，故總是勇往直前，所以高速公路上總是軋死鴨子，軋不著雞。她說：“不是鴨子比別人勇敢，而是他眼睛有毛病。”至於鴨子的嘴，之所以怎麼整治都不爛，是因為材料特殊，耐得高溫也忍得高壓，全身都零落成泥，至少還有鏟子般的大嘴。
新聞時代的舊事（7）
我猜多年前她說的鴨眼、鴨嘴，就是我今天發明的“語像”。今天我在這裡解讀“語像”，覺得有特殊的意義。
我在中東海灣戰爭炮火下過30歲生日
1983—1987年，我在這裡當了四年正規老師。1979年到1989年，北京政法學院復辦、擴充為中國政法大學，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進步最大的一所學校。伴隨著中國的法制建設，政法大學一直以最低成本創造最高價值，在重大歷史關頭，審時度勢，你們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麼。
1983年我扛著腳踏車，鑽過漏了大洞的鐵絲網，從北大來政法報到。我們的馬列教研室就在簡易木板房裡。那時候這片樓歸幾個單位共有，其中響動最大的得算北京歌舞團了，崔健他們每天早晨在這兒練吹號。以後學校使用手段把他們一家家地趕了出去，還到昌平開闢了新的生存空間。這裡畢業的學生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他們深入淺出，毛髮無損。北京大學最高學府式的驕傲與社會潮流難以適應，我最初的碰壁和融入社會就是政法大學教我的。我以攝影干預社會，也是從這個學校開始的。1986年，在正式調入新華社以前，我一年見報的照片已經有80多張，都是我在政法當老師的副產品。
進入新華社後，我每天發稿，到1989年，一年千張以上，這是“數量”；一個月三次上《人民日報》頭版，《人民日報》是黨報，這是“質量”。當時“電視時代”還沒到來，新華社絕對是傳媒界的“實際老大”，而不是今天的“名義老大”。至今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在我黨宣傳序列裡屬於正部級編制，此外還有衰落的《解放軍報》和更衰落的《紅旗》雜誌，一個是槍，一個是黨。中央電視臺至今大概僅相當“副部級”。“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1989年到1991年的海灣戰爭是電視登上歷史舞臺的轉折點。我在電視時代來臨前的最後一刻，從天安門廣場飛往巴格達。
1990年8月2日，我在可可西里聽到“###”說“伊拉克吞併了科威特”，立即用“小八一”電臺發報，經格爾木地震局、新華社青海分社向北京請戰。我認為中東肯定要打一場大仗，開戰應在不太熱的時候。我要當打大仗的唯一記者。
我們現在研究問題，總習慣尋找偉大的歷史原因。其實很多扭轉人類歷史的轉折點，都極具人性魅力，或者說都是極具自然屬性的自然之舉，是自然規律，而不是人為決策。
1990年12月，新華社攝影記者佇列中共有182人。我年輕、不怕死，無妻子家小，連女朋友都沒有。透過考試、考核，我作為唯一“上帝的選民”—代表12億中國人民潛往巴格達。海灣打仗，我不是自己去的，是中國政府選派去的，我是真正的十二億分之一。
那時攝影記者能用英語工作的鳳毛麟角，我畢業於英國人辦的湯姆森培訓中心，並多年做向外國記者推銷照片的傳真編輯，與美聯社、路透社關係密切，被領導看做李鴻章式的“洋務大臣”。我能吃苦，從天安門到可可西里，傳真發稿無人匹敵。我還受過國際政治訓練，從北大國政系四年學生到中國政法大學四年老師。之所以派我一個人去，是當時還拿不穩戰爭是否爆發。國家改革開放不久，對國際規則不瞭解。全國普遍沉浸在冷戰思維裡面，與美帝為敵，卻不知道美帝的強大，認為美國不敢發動戰爭。
海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