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把圖片說明叫caption，意思是標題、字幕、說明，從表面看這個詞與cap（帽子）有關。這是因為以往的圖片傳真都是模擬傳真，不是資料傳真，無法壓縮，很費時間。比如當時路透社的標準傳真照片是8×10英寸，根據1英寸/分鐘的速率，傳一張普通黑白照片至少需要10分鐘。為了節省時間、節約金錢，路透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的標準傳真照片都要求將圖片說明貼在照片上端，像“帽子”一樣。這樣做可以讓接收方最先收到圖片說明，知道10分鐘後將收到的全部內容，由此決定取捨，安排版面，提高新聞時效性。不過新華社似乎不在乎傳真費，而且基本是根據圖片畫面決定這張照片的去留，所以要求記者把圖片說明貼在照片下面，失去了帽子的作用。但我在海灣戰爭期間為了節省電話費，不得不把圖片說明貼在照片上端，這樣我老闆就能預先知道我要傳的內容—唐老鴨要傳真這個破內容，讓他別浪費錢了，或者說這個內容太重要，再來幾張深入報道的。由於海灣戰爭期間照片每張必用，所以貼在上和貼在下也沒有本質區別。但是我左右的外國記者都是先發說明，後發圖片，我入鄉隨俗，也受到了與國際接軌的影響。
新聞時代的舊事（6）
現在影象獲取、傳輸都是數字，可以無限制地壓縮，大大節省了時間空間，圖片說明在上在下已經變得毫無意義。
2006年秋天，“索愛”造出了320萬畫素的手機，用它拍攝的數碼照片可以黑白印刷《人民日報》的一個整版。假如我在危險中拍攝一張照片，拍完之後可以立即用簡訊方式發走，成本只有幾塊錢。所以說在今天，警察如果想封鎖現場，沒收相機，曝光膠捲，已經變得很困難。早在警察干預之前，記者就有足夠的時間把已經獲取的影像簡單、輕易地傳走。即使警察沒收這部手機，手機也已經完成了拍攝、傳真功能，被沒收了也不在乎，兩三千塊錢嘛。
影像的獲取和傳輸，廉價得超出想象。
沒有思想的照片沒有任何意義
10天前，我去中國攝影家協會，給李前光送《一個人的遠行》。李前光是攝影家協會秘書長、黨組書記。他認為“語像”的提法很有新意，照片也好。我說這是因為我們的技術已經遠遠超越我們的思想。
實際上早在幾年前，“傻瓜”數碼相機的技術就足以應付我們日常的新聞發稿。然而任何事物都必須有思想。就像大學一旦沒有思想就是一堆建築物，最重要的教育是培養學生有價值的思想能力。同樣，沒有思想的照片沒有任何意義，只是一堆圖形。
我們小時候國家窮，把人當機器教育，老師總拿“螺絲釘精神”說事兒。我們的榜樣是蘇聯老大哥，只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割掉資本主義尾巴，就能用上“康拜因”（聯合收割機），建設社會主義。那時，我們的理想是機器社會。
我剛進新華社的時候，機器比人值錢，只有安放昂貴機器的圖片傳真室才有空調。盛夏酷暑，想找地方涼快一下，只有趁發傳真之際才能享受片刻。
那時候一臺蘋果電腦輕易賣幾十萬元，現在一臺專業的蘋果筆記本，只需2萬元人民幣就能搞定。我參加工作的時候，一個月的工資是45元，當時尼康F…3一個光屁股機身就賣5800元，需要不吃不喝11年。現在最貴的日本相機，也沒多少錢了，可見機器沒有人值錢。
我還有一個謬論，我把勞動分成五個層次：首先是牛馬勞動，這種勞動不需要體能，也不需要訓練，天生就會，很可惜，我們最常見的都是牛馬勞動；第二是體能勞動，年輕力壯，具有人類最強健的體魄、體能，需要足夠的體力；第三是技能勞動，需要特殊的培訓和練習；第四是智慧勞動，需要複雜的培訓、實踐，還需要拓展思維；第五是德能勞動，囊括了前幾種勞動，且更具有戰鬥力，某些時候，即使什麼也不幹，照樣創造價值。
可惜我年輕的時候，並沒有這麼清醒地認識到攝影記者是一個正在衰亡的職業。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國記者》上發表過《我為我的傳真線玩兒命》，沒過幾年，數字技術的發明宣告我為之玩兒命的傳真照片死亡。我沒上過新聞系，沒受過新聞的系統教育。我當攝影記者，完全靠新華社大環境的磨鍊，逐步培養起新聞記者的本能直覺。成功的攝影記者不是事情發生後跑到事發現場留此存照，而是事先潛伏於事件之中，與新聞一同發展，一鳴驚人。
到現在我寫了7本書，本本暢銷，這主要是我的編輯都是新聞科班出身。我前4本書的責任編輯任幼強，北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