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日本人的愛國變得單純、實際、容易操作。既然是單一民族，當然不存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陌生感和戒備心，更談不上種族之間的糾紛。這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看一看當今世界上多少國家和地區被種族糾紛搞得焦頭爛額，犧牲了多少生命，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財力，還把仇恨遺留給下一代，就可以知道這一點。在人類諸多的衝突糾紛中，非理性的種族衝突是最令人絕望的一種，人類至今也沒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良策。日本能夠免去這樣的麻煩，真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幸運的民族。
比較一下中日兩國“現代化”的程序，事情就更清楚了。兩國學習西方差不多起步於同時，日本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時間，就完成了“明治維新”，走上近代化之路，步入世界列強，而中國姍姍來遲的“戊戌變法”則以失敗告終，大清王朝氣數從此斷絕。這其中固然原因複雜，但同中國是個多民族的超大國家，日本是單一民族的島國有極大的關係。其差別猶如大船與小舟，在歷史的激流險灘中，小舟容易調頭，大船免不了擱淺。大船上人雜，主意也多，保守的，維新的，革命的，你爭我吵，結果錯失時機。相比舉步維艱的“戊戌變法”，日本的“明治維新”進行得何其順利，一個“尊王攘夷”的口號，就把舉國上下的意志統一起來，德川幕府也頗識時務，一旦知道自己失去了領導歷史新潮流的資格，便知趣地“大政奉還”，回家養老去了。可見，明治維新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現代化”領導權的及時轉移和在此基礎上迅速實現了全民意志的高度統一，而這一切與日本是單一民族的島國，擁有“萬世一系”的天皇有極大的關係。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則是在滿清皇朝的權力背景下發生的，這個少數民族政權當初以鐵蹄征服全中國，曾給漢族人民造成深重的創傷。而經過二百餘年的統治，它本身又*到了極點。在革命派眼裡，它已經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用說領導中國走富國強兵的近代化之路了；中國要富強獨立，首先必須推翻這個*的異族政權。當時從事革命的志士，已經將滿族朝廷排除在“中國”之外，正如陳天華在《獅子吼》裡強調的那樣：“本會之人，須知中國者，漢人之中國也。會規中所謂國家，係指四萬萬漢人之公共團體而言，非指現在之滿洲政府，必要細辨。”結果，就在日本效仿西方列強，迅速實現社會體制的現代轉型，走上富國強兵道路的時候，中國將寶貴的時間耗費在種族革命上。
骨子裡的排外
由於缺乏人類意識、世界意識的精神基礎，日本人的愛國心總是帶著排外心，表現為徹頭徹尾的島國主義。這方面留日的中國學子有切身的感受。據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記載：中國於甲午敗戰次年（1896年）向日本首批派出的十三名留學生中，其中四人抵日僅兩三週就離校歸國，因為受不了日本小孩子“豬尾巴豬尾巴”的嘲弄。魯迅當年在仙台醫專讀書，考試成績並不出色，142人中排名第68，還是引起日本同學的懷疑，認為是作弊的結果，於是又是寫匿名信逼他懺悔，又查他的課堂筆記，還有更令魯迅難堪的，就是課餘時間放幻燈片，在日本同學“萬歲”的歡呼聲中，領教麻木的同胞圍觀給俄軍當間諜的中國人被日本軍人砍頭的場面。這方面郭沫若更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因為娶了日本老婆，生兒育女，沒少受白眼，有一次勢利的日本房東不僅不肯租房子給中國學子，還惡意地以“*人”相譏，使他受盡屈辱。女作家凌叔華在一篇小說裡，講述日本白衣天使的“變臉”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國少女因流感住進京都的一家教會醫院，在那裡得到看護小姐精心的護理和無微不至的關愛，鮮花、微笑、問候、祝福終日伴隨，使她如沐春風中，日本國民性中向來為人稱道的“人情美”，在這裡有淋漓盡致的表現。然而，一份日中爭端的“號外”，劃出兩副判然不同的面孔，東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崢嶸的一面，中國少女從溫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墜入冷酷的地獄。
日本人的這種排外，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凡是在日本生活過的老外，誰沒有一點切身感受呢？租房、就業、考學，出入境登記，一切事情上都存在日本式的“內外”二重標準。近二三十年來，隨著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且雄心勃勃地向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進發，日本的新聞傳媒整天嚷嚷國際化，卻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這是什麼緣故？一位日本人說得實在：“我們日本人是島國之民，生性狹窄，最不善於和外國人交際，要不然現在怎麼天天都說要‘國際化’呢？”
在日本的百貨店裡，日產商品往往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