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事先的計劃，拘捕蔣介石，控制西安全城之後，立即向全國公開通電，闡明發動此次“兵諫”的目的和要求。
通電共列舉了八項政治主張，一、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容納個黨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槍口一致對外；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即以沈鈞儒為首的“七君子”；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民眾集會結社之政治自由；七、切實遵行孫總理之醫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共同商討抵禦外敵之大計。
通電一經發出，不亞於一枚重磅炸彈，在微妙複雜、盤根錯節的國內局勢上，激起軒然大*，滔天巨*。
各政治派別，地方勢力，各懷心腹事，義憤填膺者有之，目瞪口呆者有之，難以置信者有之，等待觀望者有之，幸災樂禍者有之，混水摸魚者有之，趁火打劫者有之，種種姿態，不一而足。
西安事變迅速傳播出去，傳播到海內外，世界各國的報紙，都以頭版頭條醒目的位置，詳細的報道了西安事變發生的驚人訊息，以日本東京“讀賣新聞”最為聳人聽聞。
該報以醒目的大標題，報道了西安事變，據本報駐支那記者傳回了的訊息，日前，被拘押在西安的中華民國首腦，中國國民黨主席，蔣中正君，已被亂軍槍殺，遺屍西安郊外。
日本當局的用心，昭然若揭，就是想亂上加亂，中國由此而分裂為數個，獨立或者半獨立狀態的地方勢力最好，他們可以從容的一個個收拾。
又或是爆發內戰，各種勢力打得你死我活，元氣大傷，最好是中國的軍隊，都在內戰中消耗乾淨，他們也就省了不少力氣，指望著乘機擴大中國內戰，以便實現其滅亡全中國的野心。
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東京，召集各國駐東京新聞記者，舉行新聞釋出會，在釋出會上，松岡洋右代表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和政府，對在西安發生的軍事事變，表示深度的關注。
並代表大日本帝國政府，發表了一份鄭重宣告，宣告中稱：“天皇陛下即本國政府，對在西安發生的事變，極為關注，縱觀世界歷史，以下犯上到如此程度，聞所未聞。”
“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人所提之八條政治主張，多次影射甚或是直指大日本帝國，對大日本帝國在華做出的貢獻，極盡汙衊之能事，帝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理，必要時，會做出相應的反應。”
“張楊二人所言，旨在蓄意破壞中日邦交，為中日邦交大局計，南京政府，決不可與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人妥協，大日本帝國政府和在華的軍隊，願意為討伐張楊的中華民國政府的軍隊，提供全部的武器裝備和物資彈藥，並在必要時，出動陸空軍予以鼎力協助。”
不但如此，除了公開支援中國打內戰，日本首相犬養毅，還派特使趕赴歐洲，敦請日本人的老朋友汪精衛回國，一旦蔣委員長遇難，汪精衛正式接掌國民政府大權。
而歐美各國，絕不希望日本人獨自操縱中國政治的走向，變成日本一家在華獨大，從他們在華的利益出發，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把蔣委員長營救出來。
除了國外的勢力喊打喊殺，或是和平解決的聲音之外，國內的各個政治派系，地方實力派，也都紛紛跳到前臺，對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表示不同的反應和態度。
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和蔣委員長是宿仇已久，兩廣事變，雖然以新桂系的妥協而告終，但是，對於素懷大志，有心問鼎中國政壇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來說，如何能咽得下這口氣。
張楊二人做了他們沒有做到的事情，大大的出了心頭這口惡氣，額手相慶之餘，覺得該有些態度，二人思謀良久，給張學良和楊虎城去了一封電報。
電報中說：“漢卿兄和虎城兄之義舉，當為振奮國人之心，父之不義，子女當勸止，不得，另謀他法也，今蔣公迷途深陷，兩兄之舉，實屬無奈，雖救人自溺，亦在所不惜。”對西安事變表示同情和支援。
遠在山東，自稱為韓青天的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不知道搭錯了那根神經，也積極參與西安事變之中來，從他的性格判斷，此人絕無參與此事的必要，也沒有這個政治頭腦。
也許是手下那位高參出的妙計，想趁機撈一點兒政治資本，公開來電錶示：“請張楊二位，務必保證蔣委員長之人身安全，雖毫髮之損傷，亦為我等所共憤。”
另一方面，又偷偷的派遣手下高參，山東省政府秘書長徐維烈，秘密來到西安，竭力勸說張楊殺掉蔣委員長，並在張楊之間奔走，意在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