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另一方面，中庸之道與“禮治”、“德治”的制度性壓力和情感性壓力營造出的現實生存環境，扼殺了個人的創造性和個性，造成管理方面極為不利的後果＇8＇。 。。
3。2核心價值（2）
求同存異
中國傳統管理方式中的和合觀主張在追求整個管理活動的和諧運作的同時，在不違背大目標、共同追求的前提下，積極協調各種力量和個體之間的差異與衝突，以達到共存共贏。這樣一種和合觀並不否認差異性的客觀存在，並不追求透過對差異性的抹殺和掩蓋來達到一種表面上的管理和諧，而是追求一種“和而不同”的境界。在這一傳統的價值觀指導之下，“同”與“異”都可以在與管理有關的活動中得以包容兼顧。
和合的基本觀念決定了傳統管理以“求同”為特徵，對此古人有著清晰的論述。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認為維護等級的“禮”的作用在於“和”。孟子也倡導“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透過尋找不同觀點、態度、利益的共同交集和相容性來求得整體的協調狀態，“和而不同”是處理矛盾、對待差異的積極態度。以和為貴的管理方式與“中庸適度”的管理一脈相承。對立和鬥爭可用來辨別黑白對錯，決定勝負，但不利於“用中”、“執中”貫通和把握適度。而且，“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力量消長的變化過程本身就是“道之用”，是規律法則支配下的表象，是中庸的實現，又何必執著於一端呢？求同存異，和而不同，靜觀其變，順勢而為，難道不是更有利於“中庸”的實現，更有利於貼近“道之動”嗎？
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衷共濟，在差異和變化中實現共同的目標，順勢而為，貼近事物本來的規律和法則，才能營造穩定和諧的組織狀態，才能在同和異、左和右的此消彼長的變化中提高和昇華，使管理的人為運算子合事物內在的“道”。
執經達權
執經達權，是中國傳統管理又一顯著特徵。在管理活動中，既要把握內外部環境的“變”，又要“有所持”；既要認識到管理的客觀規律性並堅持基本的原則，又要關注變化並作適當的變通和融通，從而在實踐中做到“執經達權”和“通權達變”。
首先，這種經權觀強調“執經達權”，即根據事物的“道”和一般的管理原則，選擇和使用適宜的方式方法，達到管理的目標。隨著具體條件環境的變化，要求管理活動“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為適應這種變動性和不確定性，僅憑“執經”尚不夠，必須同時具備適度“達權”的靈活性，只有兩者結合起來，管理實踐才能成功應對變與不變。
其次，這種經權觀要求“通權達變”，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來調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德治禮治的恆久之道就是透過這種不斷的變通來延續和實現，在管理領域中同樣如此。變通之道，在管理實踐中有著豐富的體現和應用。中國古人歷來講求靈活性，講求破除“我執”，孔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強調不可拘泥僵化，那種死守律令或者泥古不化的管理方式無異於守株待兔、刻舟求劍。秉持“通權達變”的觀念，當基本情況發生根本變化，原有的“經”已不能應對和處理新情況、新問題時，除舊佈新，尋求新情況、新形勢下的應對之策，才能實現管理的目的。
家國情懷
在中國，“家國同理”，“治家如治國”，家族制不僅在家族組織中存在，而且是一種一般的組織原型。不管是民間組織還是政府組織，無論是基於血緣聯結，還是依靠地緣、同鄉、同事、鄰里故舊關係形成，其內在結構和運轉規則都具有家族制特徵。家族組織基本結構、運轉邏輯及其相應觀念滲透、融化在其他社會組織中，成為中國最具典型性質的組織原型＇8＇。
個人生於斯，長於斯；託祖宗庇佑，求造福子孫；與家族同榮辱、共命運；精神支撐、宗教情懷遙寄先祖，尋常喜怒哀樂盪漾於血緣親情。家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國人努力奮鬥之所為，是中國人信仰情感之所依。
中國家族組織中，在個人行為和個體追求層面，家國情懷成為一個鮮明特徵。從啟蒙教育開始被告知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到對上要光宗耀祖、對下要造福子孫的責任，再到“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現實感悟，從“家”到“國”，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