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頗覽佛經”， 平定後燕進入中原時，所經郡國佛寺，禁止軍隊侵犯，見沙門恭敬致禮。上行下效，信佛改變了拓跋部殘忍好殺的習性。從殺人不眨眼到愛惜每一生靈，從茹毛飲血到戒葷吃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轉變。儘管拓跋部嚴格奉行佛教禁忌及出家的教徒並不多，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民族特性。
佛教喜靜不喜動，它傳播的是一種冥想、忍讓、退縮、柔弱的人生觀念；而拓跋部後來接受的中原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就其本質而言，也是一種世俗、陰柔、虛偽的哲學，這樣一來，就使得鮮卑拓跋部的陽剛與冒險精神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後，無論是外在的身體素質，還是內在的精神靈魂，都打上了農耕文明的基本特徵。一個最為明顯的標誌，就是戰鬥力的下降。當其勢力推進到江淮地區後，就停滯不前了。這固然與活動性較強的騎兵受地理環境的約束，難以發揮過去的優勢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拓跋部失去了過去的剛健尚武之風。即以拓跋宏遷都洛陽時率領的一支三十萬大軍而言，他們並未遭遇敵軍，只不過在陰雨連綿的天氣、在崎嶇泥濘的道路上行走了一個多月，就已弄得疲累不堪、畏葸不前，實在難以想象，這樣的軍隊會有多大的戰鬥力呢？
由此可見，即使沒有拓跋宏的全盤漢化之舉，鮮卑拓跋部也會慢慢地消融於漢民族之中的。他所做的，只不過加速了這一程序而已。
後人在評價拓跋宏的全盤漢化改革時，不外乎以下三種觀點：
一、褒揚肯定。認為他完成了北魏社會的封建化，推動了各民族的融合，促進了當時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與文化的進步。
應該說，孝文帝的全盤漢化順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採取的改革方略。
二、褒貶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漢化改革的同時， 認為他不該沒有選擇、不分青紅皂白、不論精華糟粕地對漢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門閥制度的建立就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它不僅使得鮮卑貴族日益腐化無能，還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氣低落、戰鬥力更低。而他於遷都洛陽不久，在準備不足、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就接連不斷髮動了三次大規模征伐南齊的軍事行動，更有操之過急之嫌。
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人們當然是想擇優從之，捨棄那些腐朽的部分。然而，哪是精華哪是糟粕，一下子確實難能分清。再則，文化往往是一個整體，金玉與泥沙並存，難以“條塊”分割。關於文化的揚棄這一古老的課題，不僅拓跋宏，即使今人也難以拿出一個完美的答案。
拓跋宏在短短的時間內三次南征，也許是想借助拓跋部往日的陽剛之遺緒，一舉蕩平南朝。因為他深深地知道，越往後去，拓跋部將會日漸柔弱，戰鬥力會更差。如不早日採取行動，一統天下的宏偉志向恐怕就會成為夢想。然而，強弩之末無法穿透鎧甲，他也只能在南伐的軍事行動中一次次地無功而返，結果落得個染病身亡。北魏的三次南伐，雖然奪取了淮南之地，卻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使得北魏那原本略微超過南朝的實力有所削減，變得旗鼓相當，從而拉長、延續了南北朝之間的對峙與僵持狀態。
三、全盤否定。認為孝文帝的漢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只學到了漢人的繁縟禮儀與腐朽的因子，丟掉了拓跋部勇武質樸之長，他的改革不僅沒有起到振興北魏之效，反而導致了民族的柔弱與國家的衰亡。
沒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經或正在失去祖輩的勇武與剛健。民族，是一個歷史範疇，它指有著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方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的一個相對穩定的綜合共同體。這裡，地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域條件有著不同的地理環境、生產方式乃至飲食結構，它們決定了各各不同的經濟生活，而長期的經濟生活必然形成一種較為凝固的文化心理素質。也就是說，一旦離開舊有的生活地域，就必然導致民族特性的消失。鮮卑拓跋部如要永遠保持昔日的勇武質樸，除非退回到過去的生活區域才能做到。
民族融合的自覺先行代表（11）
而北魏的衰亡也並非全由拓跋宏所為。如果沒有當初的遷都洛陽，加強南部勢力，也許南齊早就北伐成功，收復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說拓跋宏改革的失誤，恐怕主要還在於忽略了代北邊境之地。馮太后聽政時時，俸祿制、三長制、均田制等都是以孝文帝的名義在平城頒佈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的，而遷都洛陽後，政治軍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