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儒學體系難以被蒙古遊牧民族所理解，加之地域遼闊的蒙古帝國除本土文化與儒家文化外，所選擇的文化還有吐蕃喇叭教文化、中亞###文化、歐洲基督教文化等，所以元代建立後，對儒學採取拒斥的態度，廢除了自隋朝開始的科舉制。漢人為此而悲痛欲絕，讀書人也沒了晉升出頭的機會，對元朝自然恨之入骨。朱元璋對儒士的重用、對儒學的復興、對科舉的恢復無疑是漢人及民族文化的一道福音，特別是那些文人學士，更將他視為拯救衰世的“救星”，對他大唱讚歌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朱元璋卻繼承了元朝的“家產製國家”政權體制，將宋朝的“開明專制”、“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傳統拋得一乾二淨，以暴力治天下，以威猛制民眾，“果於戮辱，視士大夫若僕隸”。黃宗羲曾經論述道：“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
即使恢復後的科舉制，也非前代可比。朱元璋將他納入一條狹窄的軌道，將天下讀書人的才華束縛成一條隨意舞弄的繩索。科舉考試的內容以四書五經的文句命題，解釋要以朱熹的注為依據，文章格式規定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必須包括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天下文人為了獵取功名，只埋頭於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程朱理學，只寫空洞的八股文，對社會、時事、人生一無所知，“與之交談，兩目瞠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培養了一大批被人視為書呆子的蠢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浪費，嚴重阻礙了文化科學的發展。
朱元璋由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嚴格而言，劉邦不屬正統農民）躍上龍椅，這在中國歷史上可是開天闢地第一遭。這也是自陳勝、吳廣以來每一位農民起義者夢寐以求的理想，“上天”終於透過朱元璋這一歷史人物得以實現。農民——在當時佔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農民，全都眼巴巴地望著朱元璋這顆閃光奪目的救星，對他寄予了無限的企盼與希望。
朱元璋同樣感到了自己肩頭的重任與使命，從他的所作所為來看，也似乎沒有讓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兄弟失望。
朱元璋是中國農民的典型代表，他最瞭解農民的疾苦。在他身上，既凝聚著農民儉樸勤奮、吃苦耐勞的優點，也匯積了農民那根深蒂固的缺點。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中國農民那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農民意識”。
就個人而言，朱元璋登上龍椅，已達到了個體生命所能達到的峰巔，但是，他的心中還有一個可以觸控的目標與理想——那就是建立一個平等儉樸、富足安樂的農業社會。
據《明太祖實錄》所載，朱元璋曾經說過：“四民之中，農民最勞最苦。春天雞一叫就起床，趕牛下田耕種。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陽裡曬得汗水直流，勞碌得不成人樣。好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糧納稅之後，剩不了多少。萬一碰上水旱蟲蝗災荒，全家著急，毫無辦法。可是國家的賦稅全是農民出的，當差作工也是農民分內的事，要使國家富強，必得讓農民安居樂業，才有可能。”
他將農業視為立國之本，採取了歷代統治者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政策，他扼殺了宋末興起的資本主義萌芽——十分微弱的商品經濟。他認為農民是世上最為高貴的職業，在他眼裡，似乎只有親自參加農業勞動，過一種艱苦樸素的生活才算符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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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隘變態的農民皇帝（12）
為了對全國民眾加以控制管理，徵收賦稅，建立有效的統治秩序，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戶籍制度，實行人口普查，核實民數，被西方統計史學家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記錄。戶籍制度建立後，他將農民嚴格地限制在田壟之中。“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並以此推而廣之，把全國所有軍民的活動限制在百里之內。超出這一範圍，就得向地方官請領路引，即相當於現在的通行證或身份證。如果違反，必須擒拿送官。將廣大民眾侷限於固定的地盤，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結果是社會變得更加封閉，如一潭死水般沒有半點生機。
朱元璋還將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實到社會基層。他很講究實際，並不指望人人都成堯舜，卻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難、不滋擾官府。他釋出了六句明白易懂的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勿作非為。”規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搖鈴高聲朗誦。還釋出教民榜文、《御製大誥》等，不時“訓導”，要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