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趨善避惡。朱元璋出身農民，最瞭解農民，他知道農民不懂什麼“之乎者也”之類詰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儘量將這類文告寫得通俗易懂，或是將有關法典翻譯成大白話，叫做“直解”。與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對農民似乎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為主，刑罰為輔。
他提倡節儉勤勞，討厭遊手好閒之輩，對賭博更是深惡痛絕。他治貪無路，治賭卻成效顯著。他在南京城內建了一座“逍遙樓”，將賭徒送入其中，讓他們在裡面賭個夠，可就是不給飯吃。此舉一出，弄得那些好賭者人人自危，個個悚然，不敢再賭。
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給農民一個生存和發展的良好空間，以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嚴懲貪官汙吏、打擊豪強地主，目的都是為了保護、扶植小農。
朱元璋大興獄案殺死的十萬多人中，大多數都是朝廷官員及民間富裕大戶。對農村佔有田土的地主，規定了許多義務條款，嚴厲限制他們的家財膨脹。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社會，不是人人富裕的社會，而是要將所有富豪變為普通平民百姓。沒有貧富之分，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別。追求一種人人都是自耕農，人人有飯吃有衣穿，人人自給自足安貧樂道的“小國寡民”社會。不唯農村，他也試圖努力將整個中國大地變成具有田園風光的鄉村社會，將整個中華民族的每一成員全部農民化。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時代，更無法擺脫“農民出身”這一侷限。直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從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認為只有體力勞動才算是真正的勞動，那些屬於複雜勞動範疇的腦力勞動者都是一些寄生蟲，勞動改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一種時尚。即使今天，佔中國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們還固執地認為唯有他們的職業才是天底下最為重要的——如果沒有我們這些種田人，天下人都得餓死，這是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句口頭禪。一位農民進城後不禁疑竇大生：“那麼多人遊手好閒，也不知他們哪來飯吃，空著肚子怎麼還活得有滋有味呢？”
農業、農民，是中國永遠無法迴避的首要問題，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當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將全國視為一個擴大的農村，用管理農業的手段治理國家，將整個中國農業化，攥住了已然前進的歷史車輪，使得中國社會更加凝固不變、停滯不前。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對世界的認識，僅侷限於周邊及鄰近的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出於對外界的陌生恐懼及短視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歷代曾經有過的民間自由貿易交往，曾下達過六次禁海令，“不許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貿易。他說：“朕因為海道可以溝通外國，因此禁止中國百姓往來，如果不禁止告誡，那就會使人人都為利益所惑而觸犯刑律。”
他命人編定《大明律》，又親加裁酌，作為有明一代始終生效、維護君主集權與封建等級制度的法律條文。
狹隘變態的農民皇帝（13）
他以農村春耕秋收、四時迴圈、萬世不移的固定模式為本，將明代的基本國策用《皇明祖訓》固定下來。他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朱氏後代子孫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穩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變色。因此，從內政到外交，從生活而治國，他都根據自己的個人經驗，制定得相當全面而詳盡。然後，他囑咐道：“凡我子孫，欽承朕命，勿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頒行時，他又對禮部訓令道：“後世敢有言更改祖制者，即以奸臣論。”世代在發展，卻為子孫後代制定一些條條框框，墨守成規，也就難怪明朝時期，中國文化即進入了歷史發展的死衚衕。他在提倡節儉勤勞的同時，卻將皇族集團變為一個龐大的寄生階層。朱元璋規定，皇族的祿餉一律由朝廷支給。凡出生的皇族成員，所有生活負擔及死後安葬全由朝廷負擔，一生都被國家給“包養”起來了。法律規定，皇族既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做官為吏，也不許做工務農經商，只能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空度時日。而皇族成員卻在不斷地呈幾何級數增加，一百多年後，即達到了五萬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已近十萬人。這樣一支龐大的人口，所有生活負擔全由國家“承包”，僅諸王府祿米的支出就佔全國糧米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皇族寄生階層成為巨大的沉重包袱，使得明朝經濟、財政不勝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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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如果我們將目光稍稍移開，看看同一時期的歐洲社會，定有許多發人深思的感喟與感悟。當時的歐洲內部，正在進行著一場全面的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運動，其主旋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