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擁有規模極大的財富和權力，美國越來越擔心這一點。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收入分佈前0。1％的頂級富豪開始反擊。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耗費了高昂的成本，富豪的起始稅率非常高，在1918年達到了77％的峰值。21世紀初，富豪的實際稅率降至1918年時的1/3。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超級富豪的稅率下降了，但是位於收入分佈圖較低一點兒位置的那些人的稅率不降反升——在稅率的政治鬥爭中，頂級富豪用計謀擊敗了一般富裕人士。1916年，公佈的百萬富豪（在那個時代算是超級富豪）收入稅高達65％，比一般富裕人士高出將近35％，資本收益稅率同一般收入稅率一樣高，而且大多數美國人不用交納收入稅。如今，“越富有納稅額越高”的累進曲線完全顛倒了過來。2009年，在前１％富豪群體中，你越是富有，實際稅率就越低。前1％富豪群體的收入稅率為23％，前0。1％富豪的收入稅率僅為21％，納稅最多的前400名納稅人的繳稅額佔不到總稅收的17％。資本收益對於頂級富豪而言是重要的收入來源，而你在收入分佈圖上的位置越低，資本收益就越不重要——2012年的資本收益稅率僅為15％。
溫特斯認為，美國的寡頭之所以能享有如此低的實際稅率，是因為一群職業的律師、會計師和說客正為他們提供服務。他將這一“侍臣”群體稱為“收入保衛從業者”。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他們待在一些由頂級富豪資助的智庫中，絞盡腦汁地精心策劃反對稅收的方案，他們肯定從中撈到了不少好處。
如果說美國實際上是由寡頭集團統治，那麼這些寡頭形成的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小派系。畢竟，一些最著名的頂級富豪，比如備受矚目的沃倫巴菲特強調了他們享有很低的實際稅率，並呼籲政治家提高稅率。正如他所說的那樣：“階級鬥爭的確存在，這一點兒也沒錯，但正是我所在的富豪階層挑起了戰爭，而我們是佔優勢的一方。”
百萬富豪與億萬富豪之戰
曾研究過蘇聯領導人並做過其顧問的瑞典經濟學家安德斯阿斯倫德在2004年底訪問了烏克蘭基輔，那時“橙色革命”正達到高潮。阿斯倫德回到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家後，寫了一篇令人驚訝的評論。
大多數報告都這樣描述“橙色革命”：意志決絕的人們冒著零下幾度的寒冷天氣，在首都中心廣場安營紮寨，西烏克蘭的民眾反抗政府對俄羅斯的支援態度，而充滿理想的學生再也不願對政治壓迫忍氣吞聲了。以上兩種刻畫都是正確的，但阿斯倫德發現還有第三種動力在起作用。他對我說，“橙色革命”是百萬富豪對億萬富豪的反抗。一小撮最富裕而且關係緊密的寡頭，把烏克蘭的裙帶資本主義運作地天衣無縫，但是新興的中產階層卻被壓得透不過氣來。這些正在崛起的小資產階層最終受夠了氣，一同為更公平的遊戲規則而抗爭。
百萬富豪對抗億萬富豪的戰鬥早已在世界各地打響。開羅解放廣場的抗議就是其中之一，最受矚目的抗議組織者是瓦埃勒戈尼姆（他是谷歌駐迪拜高管，受過MBA教育），他迅速地獲得了埃及富裕的軍隊精英的支援。在印度也是如此，隨著逐漸繁榮的印度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覺醒，資深的社會活動家安納哈扎爾組織的反腐敗絕食抗議贏得了熱烈的支援。在莫斯科也能看到此類現象，一位房產律師發表的幾篇部落格文章意外催生了反對普京手下那幫“雞鳴狗盜之徒”的抗議運動，身著裘皮大衣的職業人士也走上了街頭。
在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劃分出了不同的政治戰線——99％對1％。但如果你更深度地挖掘資料，你能在１％的群體裡發現更為懸殊的差別。超級富有的0。1％群體遙遙領先於金字塔尖其餘0。9％的一般富有者。這一劃分關乎文化，也關乎經濟——如果越發與政治相關，那麼全國的爭論焦點都會為之轉變。
關於收入不平等的更廣泛的公眾討論幾乎沒有觸及前１％群體內的差別。一部分原因是當失業率接近9％，工人階層的家庭嚴重受挫時，去考慮金字塔尖那群人的財富等級差別可能會令人作嘔。但是前１％富豪群體十分敏銳地意識到了不同財富等級間的差別，就好比一位印度媒人會細微地區分種姓制度中的等級差別。
皮特彼得森的女兒霍莉彼得森用靈巧的筆觸暗暗記錄下了前１％富豪群體的歷史，她同樣講述了富豪階層中的緊張局勢。
“我想，擁有500萬~1000萬美元的人一定不會認為他們賺夠了，”她對我說，“擁有私人飛機難道不好嗎？即便年收入高達500萬美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