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邀寵於公婆與邀寵於皇帝，理出一轍。在漫長的封建專制時代，文人與女人的心態都不太健康。在這樣的一種人文環境中，張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從與張居正同時代的一些筆記文中，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對張居正的積極的肯定的評價，在這裡舉三個例子。
一個是鄒元標，這位江西吉水人，在萬曆五年秋髮生的張居正奪情事件中，還是個觀政刑部的新科進士。按明代朝廷規矩，凡在朝為官者，父母去世必須立即卸去官職，回家守孝三年，稱為丁憂。而張居正的父親過世，皇上慰留他繼續擔任首輔，此舉稱為奪情。張居正為天下計，為初見成效的“萬曆新政”考慮，亦同意皇上的安排，但反對新政的官員們藉此大做文章，紛紛攻擊張居正奪情之舉是貪戀祿位，一時謗議洶洶。鄒元標對張居正奪情也十分憤怒，在已經有四位官員為此被打斷了腿的情況下，還冒死上書攻擊張居正，認為他不回家奪情，是衣冠禽獸之舉，並進一步抨擊張居正推行的“萬曆新政”。他在疏中言道：“陛下以張居正有利於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這封奏疏出來後，張居正與神宗都很憤怒。鄒元標因此受到嚴厲的懲處，廷杖八十之後，拖著一條被打斷的腿被流放貴州都勻衛。他於此六年，潛心研究陽###學，學問大進。後世把他看作東林黨的領袖。神宗在將張居正籍沒抄家後，把反對張居正的官員都平反、升官，鄒元標因此回京。但他看不慣神宗的不作為以及官場的腐敗，兩年後，他因再次上書指斥朝政，又被貶官外放。天啟年間，才重新起復。因為他威望高，在讀書人中很受推崇，第三次出仕便擔任左都御史的要職，成為朝廷的股肱大臣。他目睹吏治敗壞、國運衰頹，再回想萬曆新政時朝廷的勃勃生機，便深切感到張居正是明朝難得的中興名臣，因此提出為張居正平反。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張居正有功於社稷。國家現在弄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把張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現在應該為他平反，為有志報國者樹立楷模。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鄒元標為自己年青時的孟浪感到慚愧。如果讓他自己選擇，他肯定不願意把那一篇抨擊張居正的疏文收錄進《明史》。熹宗雖然昏庸，但還是採納了鄒元標的建議，部分恢復張居正的名譽。直到幾年後思宗才給張居正徹底平反，此時鄒元標已經去世，沒幾年，明朝就滅亡了。
對“宰相之傑”的爭論（2）
大家想一想，鄒元標是被張居正打斷腿的人，他在歷盡坎坷磨難之後，拄著柺杖上朝，堅持為當年整他的人平反，這個例子很有說服力。
第二個是李贄。李贄是當時一流的文化名人，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張居正擔任首輔時，李贄在禮部當一個六品的小官。杜甫寫過一首懷念李白的詩，有這樣兩句“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張居正對李贄，也存了這樣的心態。他雖然不喜歡清流，但認為李贄率真，於是將李贄提拔為雲南姚安知府，級別是正五品。李贄從碌碌無為的小京官搖身一變成為掌有實權的地方官，這是他仕途中最輝煌的一段。從張居正用人的一貫主張看，對李贄的使用不能不說是一個難得的變數。
在嘉靖中期以後，到隆慶、萬曆時期，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王陽明的心學大行於天下。其追隨者為傳播學問，創設了很多書院，來往於各書院講學的，先後有創立泰州學派的王艮、湛若水、耿天台等人。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隱，是張居正執政期間最為著名的學者。對於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隱大加反對，聲言要入都“持正義，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張、何的衝突因此達到白熱化。萬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隱六十二歲，他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終被杖斃獄中。在何被捕期間，泰州學派許多重要人物都奔波營救：有的為他辯冤，有的變賣家產以求赦，有的願捨身替死。何心隱“瘐死”獄中之後，有人指斥張居正為避免學術上的歧異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在張居正死後，這種聲音愈加強烈。但李贄卻力為辯護，認為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無關。他在《答鄧明府》一文中寫道：
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為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雲，蓋直不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為江陵所攝，